原载于《中国青年》2023年第15-16期

　　大学四年与媒体一辈子

　　文——何东平

　　光明日报原总编辑何东平。刘志达 摄

　　今年高考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年轻人，兴奋点转向“入学”。作为44年前的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的“老青年”，我经常被问到：毕业后想进入媒体，在大学4年里，该做些什么准备？

　　44年前，只有几所高校恢复了新闻系。我念的是中文系，刚入学就暗自明确了进入媒体的志向。4年后毕业，如愿以偿，进入光明日报社。从普通记者到总编辑，我这一辈子都在做传播，一辈子都在体验4年大学生活的益处。社会评价、大方向没有走偏。

　　我想讲讲这4年，讲讲为进入媒体所做的准备。

　　自找压力的4年

　　上大学后，高考时的压力消失了。

　　1978、1979年起，按专家的说法，提倡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各种新学科纷纷产生，“人才学”随后破土而出，中国社会各界包括海外为之瞩目。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开始在人才问题上大做文章——这是十年内乱结束，百废待兴，社会发展急需人才之时。

　　人才学创立者雷祯孝、王通讯等成了我辈学子崇拜的偶像。人们都在自我衡量：我是“人才”吗？

　　大学阶段，成了自找压力的4年。

　　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1978级入学时有学生100人，其中女生12人。年龄最大的是方启清，1946年生，当时32岁；最小的是钟海生，1962年生，当时16岁。那年我23岁，年龄在全年级排中间。

　　大学4年，是对我人生前23年的奖赏和抚慰，是对远大前程的准备和演练，是向老师、同学学习和向书本学习的奇妙经历。

　　它考验着我的意志力。很少有人能监督我，所以我更要慎独。我在4年里上课全勤，完全出于自觉。

　　它考验着我的警惕心。很多事情不易体察，要慎微。如晨起锻炼身体，缺一天我都内疚。

　　它考验着我的预见性。很多问题是第一次碰到，要慎初。对毕业分配，我从上学起就考虑了大致方向。

　　慎独、慎微、慎初，这是我从小山村突然闯入大广州的应对之策。

　　我给自己谨慎地定了个职业目标：新闻从业者。

　　我一贯认为，每个行业的人都有了解新闻的需要，都要在了解新闻上花点时间。如果能将“新闻需要”作为职业，岂不是天天生活在主动之中、求知之中、乐趣之中？

　　自找的压力，有自找的快意去释放。

　　关注理论动态

　　每天早晨，准时准点醒来，是听从的理想的召唤。

　　一旦定下职业方向，我每天的作息安排都有了新的意义。

　　入学第二年，学校对学生进行军训。因为是中文系，我们年级特别重视军训舆论氛围的营造，办好军训宣传栏被排进议事日程。不知我和同学区进的什么表现引起老师和班干部的注意，我俩被安排去办宣传栏。可能是我俩在开会时提过有关宣传的建议，也可能我俩张罗过班级订阅报刊的事。我和区进有个共同点，都是在父母工作地点闽西出生的广东人，有太多关于父辈、关于老区苏区的共同话题。

　　作为宣传栏“主编”，我建议宣传栏名称就一个字：《练》。区进表示赞成。

　　以军训为开端，我在年级的角色好像定了位，从此我当上了校报、校刊通讯员，学生刊物《红豆》外围组织——小说研究小组成员，就连集体备考时的标准答案等等也命我执笔。比起师兄师姐们的大开大合、波澜壮阔，我的位置是拾遗补缺、事无巨细。

　　1979年3月下旬，我到中文系资料室看报刊，读到当月21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发表新华社记者张行端撰写的通稿《实践之树常青——访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我立刻作了摘录。

　　通稿开头就写道：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常青的实践之树上怒放的一朵理论奇葩。《人民日报》和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相继转载。不久，许多报纸陆续发表了文章，全国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向广大干部和群众阐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着我国人民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伟大斗争。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胡福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佩服胡福明，但同时也佩服光明日报，佩服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佩服责任编辑王强华，佩服参与修改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光明日报、中央党校人员。

　　我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敏感的。1978年5、6月，我在偏僻的广东大埔湖寮莒村养正小学教书，能看到学校订阅的《光明日报》。我在这一年6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

　　最近报上接连登载了阐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文章，引起了全国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界的极大震动。在思想领域上，这个问题是被“四人帮”搞得最乱的。在那些年头里，谁要一提尊重实践、发展真理、修正错误，就会横遭指责，斥为叛逆。

　　正在等候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我常看《光明日报》。1978年9月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读了《光明日报》上的一篇哲学幻想小说《宗教·理性·实践》，通过作者描绘的一些幻景，洞悉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三次大争论。作者的结论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笔调锋利。

　　我喜欢哲学，倚重理论，独钟新闻。我希望成为学者，但不希望脱离实际。我希望成为记者，但不希望放弃对学术的追求。光明日报面向广大知识分子，既体现着记者的敏锐，又标注了学者的渊博，这正是长大以来漫长岁月里我的追求。

　　我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有两大传统。第一是有文字典籍以来经世致用、造福社稷、传播中华文化的古老传统。第二是五四运动以来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传统。光明日报是两大传统的讲坛。

　　我常想：毕业后能到光明日报工作就好了。

　　为健康工作几十年做准备

　　无私的奉献者呵，你可以奉献珍贵的才华、雄伟的韬略，但请留下健康吧！你把健康奉献了，就什么才华、韬略都没有了。

　　为了将来健康工作几十年，我决心在大学阶段强化身体基础。

　　我的身体在大学前期偏瘦，后期达到标准体重108斤，在光明日报工作34年，身材基本保持不变，体重在120斤上下浮动。

　　我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机关干部家庭，5岁之前的生活条件是很好的，从照片上看胖且喜悦。将近5岁时遭遇重大生活变故，跟随父母由外省县城迁往祖籍地莒村。旅途出麻疹受风邪，因而在潮湿的广东生活近20年里患了关节炎，阴雨变天，膝盖时有疼痛。1982年8月到干燥的北京工作后，关节炎自愈。

　　1978年10月进入大学，第一年我对饮食并不习惯。

　　我发现，运动、流汗、皮肤擦干后冲冷水澡，是增强适应力、免疫力的好办法，因而从大二开始坚持早起跑步锻炼，冲澡告别热水，把胃气调动起来了，直至退休之后，饮食不管粗细顿顿都香，被我爱人王平称作“铁胃”。我睡眠质量好，从上学到退休，从不用药物助眠。

　　大学后三年的自我调治，为我在北京34年的健康工作创造了条件。

　　相比之下，光明日报的工作、生活比大学时期更无规律。我主要工作在编辑部的出报环节，随着工作职责每两三年就变动或加码一次，作息时间被完全打乱。

　　我曾总结出几条自用的经验：夜班次日起床，一定要吃早餐，这样，与其他同志一起上个正常班也无妨。夜班之前的中午和傍晚，一定要睡个零星觉，冲个澡，这样，即使当晚的夜班到天亮也无妨。我克服了时差的困扰，因而出访国外晨昏颠倒都能适应和开展工作。我经常与同事讲起父辈当年打游击的情景：随时扎营，随时开拔，想睡觉时突然来个急行军，三天不能正常开饭。我主动考验自己的伸缩性，周日少吃一顿，目的是清清肠子。

　　我抗寒能力较强。一次在北京香山饭店开会，见游泳池旁边有个8摄氏度的冷水池，同事下池后迅即跳了出来，喊道：“太冷了！像针扎一样！”我擦热皮肤下池，泡了20多分钟。开始难忍其凉，渐渐麻木，后来竟然觉得皮肤微微地发热。

　　我抗低氧能力也较强。曾于1993年8月和2006年4月两次赴西藏采访。第一次，随空军战士登顶到达“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甘巴拉雷达站，海拔5374米。第二次，与报社同事一起登上米拉山口，海拔5013.25米。两次进藏的适应之策是：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仅有轻微胸闷、心跳略快的感觉，不吸氧，平安到天亮，第二个晚上及以后就没有明显不适感觉了。

　　我曾经义务献血。1995年11月25日，我作为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为部门参加义务献血的年轻同志送行。其中一位同志有一项身体指标临时发现不合格，当时40岁的我毫不犹豫地顶了上去，义务献血200毫升。回报社后我没有休息，照样准备当晚安排的头版头条。我在稿子上标出：

　　（肩题）读者踊跃来信来电表达共同心愿（主题）争做“四有”公民开展公民教育（副题）本报《呼唤公民意识》系列报道逐步深入

　　我完全沉浸在新闻思维中，把刚刚献过血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大学时期养成锻炼习惯的功效。

　　冲凉、抗寒、抗低氧，这在当时的用处是有助于工作效率大幅提高。但长期的身体改变还有待评估，尤其是洗凉水要慎重，因人而异。

　　把学习作为系统工程

　　最大限度地用好大学4年光阴，有没有捷径？有，那就是广泛地读书、聪明地听课。

　　我在母校红卫中学当校工时，管理过一段时间学校图书馆。那段时光，就像盘桓在书山之麓，完全没有传播的概念，我以“读书人”自诩。

　　母校在“文革”前和“文革”后均名为虎山中学，创办于1906年，由曾任民国省长的罗卓英、吴奇伟等支持扩建。它文化积淀深厚，图书馆藏书丰富，仅线装书就有2000多册。我曾按“文革”前高中生必读书的标准尽量读了一些书。同时，根据书友的跟风推荐，看了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霍桑的《红字》等长篇小说。还看了郭沫若的长篇自传《洪波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李六如的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等等。

　　到中山大学一看，图书馆有东区、西区各一座，藏书都以百万册计，自己读过的书连零头都不算。

　　中山大学怀士堂

　　一次，与一位来自中等城市的同学谈起法国文学大师雨果。说到一本书，他吃惊地嚷道：“你连《悲惨世界》都没看过?！”

　　是的。还有《艰难时世》也没看。起点低，要奋起直追。

　　怎么追？按老师指明的路向追，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追，把学习作为系统工程。

　　当时正是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时期。有些人物和理论，上午还在课堂上受批判，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平反了，重新评价了。因此，有的同学不进课堂，不看教材，“等评价稳定下来再说吧！”

　　此时，我们中文系黄伟宗教授一席话，对我起到了提神醒脑的作用。他说：“生在当代，就要浸入当代，与全国人民一起思考，一起进步。所有本专业的大型讨论，都不要在几年之后成为历史时再去回顾。你经历着，这就是财富。课堂上有过时内容是事实，你要听课才能了解，不听，你事后还要补课。要做亲历人，而不是追忆者。新出的有价值的书，要马上看；教学各阶段的必读书，要在阶段内看。你想等到社会上工作时再看吧！我保证，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你一定看不过来！”

　　黄教授的话，我听进去了。对大学4年内思想文化理论上的进展，我一直保持敏锐，予以关注，正课、讲座、选修一个不漏。凡在场，我一直不停地做笔记。下课后常有同学来找我对笔记。甚至大学毕业后还有同学找到我，要看我的完整的课堂记录。

　　至于看书，我努力做到有计划，成系统，围绕教学，又超出教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个好传统，即老师给学生推荐各课程、各专业的必读书目，往往在寒暑假之前公布假期后新课的必读书。这样，学生就有充分的时间按图索骥，找书看书，为下学期学习争取到主动权。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必读书中，有许多名著长期不被人们了解，如不列入书目，将成为学生知识上的盲点。如《东方文学》课要求学生阅读印度戏剧家首陀罗迦的代表作《小泥车》和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还有澳大利亚作家亨利·劳森的作品，让一直盯着西方现代派狭小空间的一批同学大开眼界。

　　日记，几乎成了我的购书、读书的流水账。我利用假期，或在校园，或回家乡，借阅中文系书单里的所有书，其乐无穷。当时看了一系列书，书进入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一系列书，毕业后三十余年再无机会看到，但知识结构起了作用。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我有机会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印度驻华使馆原大使梅农等政要见面，必读书的知识就起到了提起话题、拉近距离、深化交流的作用。

　　按图索骥是笨鸟的办法，笨而没有选择。

　　对母校中山大学当年的严格要求，对这种要求带来的终身受益，我刻骨铭心。2018年10月5日，是我们中山大学78级入校40周年的日子。我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广州，汇聚中山大学，看望老师，与师弟师妹们座谈交流。次日的《南方都市报》摘选了座谈会的部分发言。其中一段把我的话作为标题——在工作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正是大学里认真看过的范本。该报写道：

　　78级学生、《光明日报》原总编辑何东平认为，中文系从78级学生开始，首次列出必读书目，对学生而言裨益匪浅。何东平认为，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工作结合，才是最幸福的。从大学开始，他就锁定了自己的工作目标，毕业后，进入《光明日报》工作，一直到退休。把学校的知识积累和工作岗位、个人志趣全部连成一条直线。千万不要在读大学的时候，左顾右盼，要认准自己的内心，把自己的兴趣变成工作的动力，把老师给出的阅读书目毫无折扣地读下来，“我现在想起来，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中山大学4年里，无论是上课还是寒暑假，我都在规定书目里寻觅我所要的东西。事实证明，在工作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正是认真看过的范本，而不是一般涉猎”。

　　77、78级真是个特殊群体。历史，既赋予它在各学科专业接班以弥合断层的重任，更赋予它融入经济社会巨流、成为现代化建设者的使命。30余年后，蓦然回首，4年寒窗，每一刻都是金子铸的。

　　将考试变成一场讨论

　　大学读书期间，我经常从学生的角色中跳出来，悬想教师也要“寻找失去的世界”，悬想学生毕业后的入职情景。我常与同学说：现在怕考试，烦考试，工作以后你会感谢考试。内乱十年，学生有“蹉跎岁月”，教师也有“被耽误的青春”。换位思考永远不会错。

　　当过教师的人再去当学生，会发现：学生的责任虽不及教师明确，但心理负担却比教师沉重。原因就在于教师是主动方，学生是被动方，教师握有提问和设题考试的权力。这权力要是专向软肋而去，学生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教与学的关系，处理不好就成了博弈双方的关系。有过这样的案例：老师要求学生全面复习，不要押题。学生为了赶时间，还是集体捋了个“应考重点”。有同学将“应考重点”密报老师，老师就专挑重点中没有的内容出题，结果学生们考砸了，老师和那位告密的学生也挨了批评。

　　我们遇到了好老师。

　　几门课程我们都集体捋了“复习考试重点”，但我们将它作为学习成果向老师汇报，老师因势利导，指出“重点”里的欠缺，有针对性地指导大家全面温习，结果考试成绩如实地反映了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师生共同提高，受到好评。

　　集体捋重点的过程，是检验学习成效的过程，也是讨论学问的过程。几个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的师哥师姐成为讨论组织者。我因为听课全勤、笔记齐整，经常充当复习重点的汇总人。

　　各自复习是枯燥的，讨论可就不一样了。讨论时妙语连珠，观点碰撞，自然导出最佳答案。一个人的智慧变成大家的智慧。人们活跃而不疲累。

　　复习期间的一天早晨，我跑完步到开水房打水。薄雾中见对面影影绰绰走来一个同学，双手做赵子龙持矛拦截状，冲我大喝：

　　“什么是‘剩余价值’？”

　　“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

　　我喘不过气来了，但内心很快乐。

　　40年前，何东平(右一) 与刚一起毕业的同学相会于北京。朱子庆摄

　　我们年级的新闻上了《光明日报》

　　校园文化现象自带光环，名声在外，引出一段佳话。

　　77、78级学生，还有部分79、80级学生，经历十年内乱，十年无高考，千军万马挤上了七十年代末的高考独木桥。考上了的被称为“天之骄子”，对知识的渴求犹如“饿虎扑食”。

　　我在系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阅报室常常抢不到座位。有座位的时间，一般是读书与看报刊各占一半。报纸则最爱看一派学术范的《光明日报》。它，是我眺望思想文化理论战线最新成果、最新讨论乃至争论的明净之窗，是我大学课堂之外的又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我甚至喜欢它素雅的外表：版面顶端不封线，标题字号比别的报纸小些，办有各种专刊，文章较长，显得标题秀气。

　　校园文化气氛越来越活跃。中文系77级创作排演话剧《潮满大江》，我们78级则创作排演话剧《长明灯》。我的好友、北京人、诗人朱子庆饰演《长明灯》主角疯子。

　　198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宿舍里听到对面房间的同学在争论往哪投稿的问题。张硕城同学在走廊里响亮地说：

　　“投《光明日报》。”

　　我眼前一亮。这正是我心仪的媒体。果然，在话剧公演当天——9月25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张硕城署名“石成”的消息《中大学生排演〈长明灯〉》。全文如下：

　　本报讯 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排演的独幕话剧《长明灯》，于二十五日起在广州公演。此剧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描写辛亥革命前吉光屯围绕熄灭和护卫社庙中的长明灯展开的一场风波，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封建传统观念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一群愚昧落后的群众形象，表述了作者对这种状况的忧愤和批判。话剧尊重原作精神，由七八级学生刘浩执笔改编。（石成） 25日的《光明日报》到了宿舍，大家都称赞张硕城做了一件大好事。25日的报纸24日就要排版，报纸25日凌晨出来，话剧还没演呢！提前预告，不容易。

　　一年之后，我也在光明日报“第二版”工作了，我才了解到，刊登这则消息确实不容易，冒了一定风险。25日如果因故话剧没演，就失实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编辑们信任大学生的投稿。

　　2018年10月6日，我和张硕城等60多个中山大学中文系78级同窗欢聚广州纪念入学四十周年。我问硕城兄：当时为什么给《光明日报》投稿？他说：“光明日报著名记者、张志新和蒋筑英两位典型人物报道者之一陈禹山，曾与我在韶关认识。因此，《长明灯》报道写好后就给了陈禹山所在的报社。”

　　原来如此。

　　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中见过因发预告稿失实的情况。记者最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参加了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发了预告稿，活动真正举行时记者不到现场，不发亲历稿。而编辑为了节省版面，除重大活动外，一般活动报道自然不愿意刊登两次。长此以往，文化活动举行时本报往往没有记者在场。我当总编辑后，将参加重要文化活动作为联系实际、开门办报的一个渠道。只要有时间，尽量带记者到活动现场，以减少预告稿，倡导现场新闻。我的这个做法，上级领导给予肯定，屡次点名要我参加重点文化活动，“不能缺了《光明日报》。”这是后话了。

　　“你找我五次啦”

　　这是奇迹般的时代。大江开闸，一泻千里。到处都在呼唤速度，呼唤变革，呼唤人才。

　　1982年2月，77级毕业，各大机关、各大单位都争着要这批毕业生，真正是供不应求。接着，用人单位又将目光投向78级，这对7月份毕业的78级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

　　中文系毕业分配方案下达了。大致方向是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到首都，去往中央、国家各机关部委和新闻单位；超过三分之一留省城各大机关和新闻单位；不到三分之一给需要照顾到各省市区的毕业生。

　　我听说，到首都的名额里有《光明日报》1人，我便去申请。当时负责毕业分配的是系党总支书记周广添。我跟他素不相识，但我去找他，诚挚地提出自己的愿望。

　　后来听说想去光明日报的同学不止我一个。我又去找过周书记几次，希望愿意去的同学都要给予平等竞争的机会，包括将方案中另一个首都名额——《农民日报》的名额也一块拿出来权衡。

　　我心想：除当过小知识分子外，我还当过农民，到面向这两个群体的哪家报社当记者，都是不错的选择。

　　1982年7月20日傍晚，我最后一次找周书记。他字斟句酌，告诉我：“系里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初步决定分配你到光明日报社。”周书记强调：“你到光明日报，这还是初步决定。暂时保密。”

　　“你找我几次啦？”周书记问。

　　我乐糊涂了：“几次？忘了。”

　　“你找我五次啦！”周书记说。

　　坚定北上的决心

　　如果能遂我愿，北上光明日报就将成为事实。

　　直到这时，我才自问：你认识光明日报的人吗？南人北上，北人南下，究竟怎么样？

　　几年后我才听说，光明日报驻广东记者站站长张国光，本来应该就近对我进行“面试”的。他到中山大学看了我的档案后，非常满意，省略了面试环节。若非如此，我的“光明梦”就可能出现变数。

　　正在此时，《闽西文丛》编辑陈小培写信告诉我，我们共同的朋友、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张胜友，分配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感觉很好。

　　我与张胜友通信。胜友回复，热情介绍有关情况，对光明日报表示十分适应，欢迎我成为他的新同事。他顺便提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许兆焕已南下深圳，参与创办《深圳特区报》。广州离深圳不远，你可以向老许了解。

　　1982年7月30日，离正式宣布毕业分配方案还有三天。为了坚定北上的决心，不留遗憾，我与同班同学周传远一道，乘火车到深圳，探访这张朝晖般升起的报纸。无意中，我在当夜撰写的日记里，留下了41年前深圳特区报草创时期的珍贵记录。日记写道：

　　到深圳八点四十分，坐公共汽车到市委。……市委同志告诉了《特区报》地址，在报社认识了几位借调来的同志：国家外文出版局的老翟，北京社联的北大历史系五十年代毕业生毛老师，韶关市文化局副局长老李，《广州日报》李编辑。最后见了《光明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许兆焕，午饭后与之谈了一个小时，了解该报的人员老化情况和更新前景，胜友他们一届的工作、试用情况。……胜友不错，现在已到文艺部，成为两个副刊编辑之一。……告别许老师，冒烈日半个钟头才等着全市少数公共汽车中的一辆……与传远逛了许多街道、商店……吃的、穿的全用外汇券……这里的建设规模很大，方圆三十六里，现代化大楼林立。

　　小平同志在南海边画下了一个圈，深圳立刻聚集了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智慧流，特区建设日新月异，震惊世界。

　　1982年7月30日的观感，给我强烈震撼。南北人才大交流的趋势已经形成，改革开放强有力推进。南方需要北方的支援，北方需要“特区精神”！

　　南方人到北方工作，难免会有种种不适应，“北上”也是人生挑战。特区急需的人才，是熟练的专门家，而不是像我这样的“生蛋子”。

　　深圳之行，坚定了我北上的决心。

　　40年后，在深圳特区报创刊40周年之际，该报记者采访我。

　　问：能给我们讲讲，您与深圳特区报结缘的故事吗？

　　我说：我与深圳特区报结缘的故事，可以分三个方面讲：见证人、合作方、受访者。

　　1.见证人。我亲身经历了深圳特区报由草创到中兴、发展的全过程。深圳特区报创刊的日期是1982年5月24日，这时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上四年级，正在写毕业论文，工作意向是北京光明日报。这年7月30日，我与同班同学周传远一起到深圳市探访，了解深圳特区报草创时期南北人才大交流的趋势。因为这一次探访，四十年来我与深圳特区报始终保持联系。

　　2.合作方。光明日报与深圳特区报的人员和业务交流不断，仅“深圳文博会”一项，两报的合作从首届2004年就开始了。文博会的承办单位很长时间里是深圳报业集团等实体（现在则是项目中标单位）。文博会有个内容，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发布“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我曾连续几年带队采访、参与文博会活动，发布三十强，每次都得到深圳特区报的鼎力支持。

　　3.受访者。由于彼此了解，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我经常接触新闻同行，其中较多来自老家广东的报纸包括深圳特区报。上网搜索可知，在贵报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两会”话题到市党代会报告解读，从打造城市文明典范到媒体的担当、发展，我们访和谈双方都没有障碍。

　　44年，“弹指一挥间”。当时要是投奔深圳，我的履历就该是另外的写法。

　　中山大学的故事讲不完，广东的滋养情缘深。1982年8月，我跨过长江、黄河，走进北方，走进光明日报。人生的新阶段就此启幕。

　　人生几十年，太短暂。确定目标，就拉直了道路，避免了走偏。毕业后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大学学子，在校4年仅仅为走向社会打了一个基础。其中，不要忘了确定目标！

　　（本文作者系《光明日报》原总编辑）

　　监制：皮钧

　　终审：陈敏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