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佳佳

　　苏轼被贬黄州后，从定慧寺到如皋亭，一直借寓而居。好友马正卿帮忙申请了数十亩旧营地，苏轼得以躬耕其中，从此苏轼成了东坡居士。在东坡一侧，他得到一处废园，便开始建造房屋。元丰五年（1082）二月，在他到黄州后两年，房屋于纷飞白雪中竣工，他便命名为雪堂，四壁绘上雪景，于是“起居偃仰，环顾，无非雪者”。苏轼感叹，“真得其所居者也。”

　　雪也许是一种寄托，一种诉说，一种隐喻。雪的纯净、空灵是君子质本高洁的人格象征，冰雪世界的空寂与绝对，让人产生回归本原之感，更容易领悟本性的完善与空净。明代张岱把冰雪之气当作文人最高的内质与灵魂，“盖人生无不藉此冰雪之气以生……故知世间山川、云雾、水火、草木、声色、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这大概是苏轼在雪堂与白雪所能互相体认的。苏轼写下《雪堂记》，开启了一场似梦非梦的对话。

　　苏轼在梦里“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而就在梦未醒时，他“为物触而寤”。在梦未醒时醒来，仿佛在另一层梦里，不用自以为清醒，也许清醒处，正是梦寐时。这层梦正是对人生的暗喻，“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于是文章以主客设问的方式展开，倒不如说，这是苏轼关于物我关系的自我追问。这时来了一位客人，他问了东坡一个两难的问题：您是散人，还是拘人呢？散人就天机浅，拘人则嗜欲深。客人试图用“散人”“拘人”二维之对立来界定苏轼，这如同“留意于物”的两端，“占有物”或“放弃物”。客人认为苏轼欲做散人而不得，未能完全散去他的智，还留有他的名。他教授苏轼何谓真正的散人之道，从“散人”“天机浅”“嗜欲深”“庖丁解牛”等，可以看到庄子哲学的涌动。为此，他邀请苏轼一起为藩外之游。

　　苏轼辩解，已置身藩外久矣。客人则认为苏轼还没有醒悟（在苏轼看来，即使醒悟，也许还是在梦里），苏轼还没有放弃他的智，这正是他最大的藩篱。这两段反复提到苏轼的智，因为有智，才有了言与行。智就如同醉汉狂夫的恚言妄行，就算有人捂口拉手，依旧努力发声挣扎。如同一只刺猬，就算放进袋子里，依然刺出囊外。这里其实是苏轼的自我反省。此时苏轼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因言获罪，几乎遭杀身之祸，“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后幸能得免，贬谪黄州，从风光一时的京官到罪人，苏轼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与蹉跎，“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此案虽是政治派别倾轧，其发端点却是苏轼之诗，“平生文字为吾累。”苏轼开始思考，也许这一切因为自己太自得于才智，反而被才智所误，“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在苏轼杜撰的客人看来，老庄之道是解脱之途，“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也许才是可行之道。以堂来安顿此身，四壁画雪来安放此心，这不正是“犹有所待者也”吗？“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客人几乎以一种呵斥的语气说，苏轼作雪堂简直徒劳无益，甚至再次蒙蔽。从前苏轼争自濯磨，不退要当前，现在虽已放弃俗世功名，但还没有放弃精神追求，没有放弃雪所代表的名士精神寄寓。而在客人看来，这高洁的精神寄寓也是障碍，白色也是颜色，是老子眼中的“五色令人目盲”，是“为目”之害，而真正的圣人“为腹不为目”。客人发出警告，你将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

　　大概苏轼没有回答，客人则继续劝说。他指着墙壁，这里本来凹凸不平，一但雪落，则抹平一切。待到风起，覆雪扬去，一切如故。这是天势之自然，并非老天有厚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势如此，你又何必加以人力，你苏轼修筑雪堂，刻意以雪为名，如同雪覆盖凹陷，你意图用雪之名来掩盖人生的低潮。

　　整个过程，似乎都是客人喋喋不休，苏轼始终寥寥几句。到了这里，仅淡淡回了一句，“予之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也，奈何！”

　　“适然”可从两种意思来解释。一是偶然所为，另一是正当如此。在苏轼看来，修筑雪堂，描绘雪景，以雪为名，只是无心偶然所为。当然从更深层次，苏轼也许暗示本该如此，并带有一种安适怡然的味道。苏轼特意强调了“无心”。

　　客人当然也不客气，直接指出苏轼所谓“偶然为之”以及“安闲之态”不过是借口，依旧有“为目”之忧。客人特意指出“德”，也许他认为苏轼凭恃于冰雪之德，借雪的纯净来抚慰忧愁，明达心志，其实也是一种驰动心神的表现。在客人看来，如果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应该无所凭恃，一旦有了凭恃，便有了成心，便会为物所役。那么普通的物色所袭，与持德所带来的德性之袭，其实一样。也许客人还只是从“留意”而非“寓意”的层面去理解苏轼对雪的态度，把雪简单看作苏轼的精神安慰。

　　苏轼多次无言，令人想起孔子“予欲无言”，但孔子亦不得不言，此时，苏轼也认为到了不可不说的地步。苏轼举出《庄子·天地》里黄帝遗珠的故事。《庄子》文本里的意思大概是，道是不能用感官、言语这一类知识性方式去认知，而是通过“无心”，即无意之所向来把握。而苏轼却故意强调黄帝为何遗珠，因为适意寓情，让意畅情出，甚至连道都可以忘却。苏轼甚至很隐晦地指出，虽然黄帝很快觉察，马上去寻找，便失而复得。而这种寻找似乎与庄子哲学的一贯主张并不相符。苏轼在质疑，既然主张“藏金于山，藏珠于渊”，“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循，是恒物之大情也。”那么何必再去寻找玄珠，大可“相忘于江湖”。既然在圣人的文章里也有这样的疏漏，苏轼有理由在肯定现世的超绝中再寻出路，至少在苏轼冷静的观察与体悟里，人在这个世界，不可能绝对无待，也不可能完全离形离智、忘己忘物。

　　苏轼提到自己钟爱的雪堂，对那些有智之人来说，不需要面向疾风站立已经感到塞抑，未触到寒冷也开始战栗，及时冷静以待，洗涤凡世的尘垢与烦恼，不需要受到“炙手可热”的讥诮，也不需要“朝受命而夕饮冰”。在苏轼看来，“登春台”与“入雪堂”绝然不同。从苏轼“性静情动”的理论看来，“春台”是情之动，“雪堂”是性之静。人之情因为其在世间的各种交涉，必然受到物的遮蔽，但情是性之动，情来自性，这也意味着人可以通过“无心”，以诚然之情，重回天命之性。

　　苏轼以客套的方式赞美客人之言，实际上却是婉拒了客人的好意。苏轼受庄子思想影响极大，并在人生低谷中有过与世无涉的归去之意，然而一番挣扎，他的思想已经脱胎换骨，在新的融合与超越上建立了自己独有的人生观。一如他对庄子的看法，“庄子盖助孔子者”，“阳挤而阴助之”。苏轼始终保持着儒者的内核，又以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礼法之外的人格独立于世。这里，相比庄子的“相忘于江湖”，苏轼选择了“寓意于物”。

　　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盘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

　　《雪堂记》结尾处有一段歌。苏轼在歌中提到“春草”，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此岸世界，苏轼肯定了现世生活，又毫不理会天下熙攘的利来名往。“斜径”亦暗指陶潜的“斜川”，苏轼借用一系列隐居典故，安然考槃于此，采薇而歌。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在苏轼眼里，陶渊明仿佛是前生，在躬耕中他体味到适然之乐，甚至他不把此当作隐居，因为归隐还意味着刻意回避，在他看来，渊明是真心热爱这种生活，主动选择躬耕，而不是为追求名节或避世。

　　就在修筑雪堂这一年的大雪里，苏轼怀念他的朋友朱寿昌，写下了一首《江城子》，再次提到了陶渊明。

　　黄昏犹是雨纤纤。晓开帘，欲平檐。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

　　使君留客醉厌厌。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

　　开帘倚窗，雪积平檐，在大雪中独坐冻吟，思念好友。也许寿昌你正与朋友宴乐。但在热闹中，会拿着梅花思念陶潜，这里陶潜代指苏轼。当然也可以从苏轼的角度理解，他正在思念异代知己。最后一句“人似雪”，苏轼把自己也比作雪，虽可爱，有人嫌。苏轼暗示自己被嫌弃，“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又何妨，“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对苏轼来说，“雪似故人”这雪就是苏轼的故人，暗喻他重回雪的怀抱，这是冰凉孤独的世界，但也是使苏轼重回本原的世界。

　　苏轼更进一步，相比陶渊明“觉昨是而今非”，苏轼却没有否定从前，也没有肯定现在，对于他来说，无所谓肯定或否定，入世或出世，如果有了心意所向，逃世反而是留恋于世的表现，那也就同于留意于物的两个方面。雪绝对不是苏轼逃世的一种凭借，而是天性回归的象征，“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雪不是道德警醒，不是逃避世间的方式，而是“性之便，意之适”，是天命赋予人之性体的纯粹之意，是人在世间如其所是的具现。人的觉解和价值要通过此意得以明粹，人也在对物的意义赋予中得以体悟自身。苏轼绝不是要逃避这个世界，“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在最核心处，苏轼选择了儒家对现世的坚守，当然他选择适然的态度，并且不存“机心”，即苏轼哲学里的“无心”。以“无心而有志”来“以神行智”，从而“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茫茫天地间，一毫不取于物，一分不离于物，故而不拘于物。“圣人之无心，与天地一者也，以物为之心也，何已心之往哉。”人之心通过物之意来亘立，故使物成其意，从而与物共游于天地。最重要的是，天命、物理、人性都在人的主动合一中得以体现。这正是苏轼所描写的那伟大一刻，“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天地间一缕阳光透破遮蔽，于缝隙间透入，尘埃飞扬，如万物游聘，宇宙性体真实一刻得以窥见。

　　作者简介：

　　皮佳佳，北京大学美学博士，现为广州美术学院讲师、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