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丹青

　　时隔将近四年，重返北京，所想所思太多了，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变化很大，但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深藏于内心的记忆有时会压倒世间的变化，而成为每一个细小的永远。母亲在疫情初期病逝，由于国际航班熔断，使我没能送她最后一程。这是我一生的痛，犹如刀割般的刻骨铭心。

　　母亲是历史学家，主攻明史以及社会文化史，阅读面广，藏书多，从小喜欢给我讲历史故事。不过，也许因为我是典型的学二代，有些感受往往是相反的，酷似“船在水中不知流“的感觉。

　　上小学时的作者和母亲

　　2019年，与先母、两个姨在一起

　　我移居日本将近40年，起初是为了留学，母亲鼎力支持，经常写信给我。后来，为了生计，我中途退学，放弃了深造的原计划，开始到一家鱼店卖鱼。为此，我与母亲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认为一个年轻人既然要做学问，就要锲而不舍，不应左右摆动，而我的看法是一个人只要执着只要不顾一切，无论做什么都是有价值的。我卖出一条鱼的快乐跟写出一本书的快乐一模一样，二者如一，是同体的。争吵到最后，母亲对我的评价是“你不是一个好的学二代”。

　　后来，我的鱼生意做大了，一直发展到了远洋贸易。有一年去新西兰，我在渔港的附近发现了一家很小的咖啡书店，里面的书全跟哲学有关。于是，每天在验收捕捞上来的鱼之后，我一个人总会到这家店休息，看哲学书看得入迷。有些心得也写了信直接寄给我母亲。她在回信上写过一句话叫“好不好先不说，你是个学二代！”实际上，这句话一直都在鼓励我，尽管我没跟她这么说。

　　再后来，我下决心把自己的经历用日语写出来，用非母语创作，从语言表达的层面上挑战自己。不过，这话说起来也怪，等我写出第一本日语著书时，竟然发现其中的内容并没有我做鱼生意的情景，取而代之的全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到日本各地采风的记录，文清如水，没有什么喧嚣与亢奋。对此，母亲写信跟我说：“你毕竟是个学二代。”1999年，我的日语处女作在日本获得了文学奖，母亲夸我，并说：“日语的事情我就不管你了。”

　　作为日语作家出道之后，从文笔的表达上说，我很少与母亲交流，因为毕竟是不同的语言，其中的接点几乎等于零。不过，母亲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我经常读，觉得她的文笔十分刚劲，力透纸背。其中有一篇叫《青史有待垦天荒》，至今不忘。距今15年前，我开始在日本的大学任教，用日语给日本学生讲授《日本文化论》，有关理论上的问题，也曾经请教过我母亲。重返学界让我觉得年轻时的打拼值了。

　　这回在北京承蒙各方学人好友，还有学生们的帮助，我把母亲的全部藏书都捐赠给了太原师范学院，弘扬了功德，衷心期待与同学们共同进步。

　　另外，我在北京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她留下的大批信件。除了我们的母子两地书之外，还有一批与学者之间的通信往来。比如与胡绳先生的通信就是这样。我原以为她写给对方的信是找不到的，但令我吃惊的是她自己写的信都用了蓝色的复写纸留底了。现在，我想起母亲生前多次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历史就是记录，除了记录还是记录。”

　　书信往来包括与钱学森、周有光、李泽厚等多位著名的学者，亲笔信就像活化石一样，已经变得很珍贵了。我到中国历史研究院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夏春涛所长，替我母亲表示了感谢，感谢大家对她的爱戴与敬重。我跟夏所长说：“我是名副其实的学二代，我有一个责任，这就是要把上一代学人的治学风格与情感传承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学问的学与情。这不仅仅是我母亲一个人，最近我正在联系其他的好友学二代，依据相同的诉求，建立一个圈，打造出一个群像，让学问与学人都立体起来。”

　　这回返京给我留下最深的形象除了满大街都是新能源汽车之外，另一个就是到处都是外卖。无论是去双井的乐成中心美食，还是望京的凯德，几乎所有餐馆的取货架上的送餐包都比店里的食客多，由其场面所酝酿出的气氛甚至有些诡异的感觉。至少在过去，餐馆就是餐馆，好像没有什么外卖。我听好友说这些也是在疫情期间持续延伸的商业模式。

　　不过，话虽这么说，但疫情是全球性的，日本的外卖产业显然没有国内发达，这是发展的不好呢？还是从一开头就没打算往纵深发展呢？这个情形跟新能源汽车酷似，日本也是同样，没有国内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我毕竟是时隔四年没回国了，眼看的变化都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跟日常生活衔接的部分，不用现金支付的社会环境让人有一种飞跃的感觉。难怪我班上有不少日本学生本来是打算到中国留学的，因为生怕赶不上生活的节奏，暂缓了，或者干脆就打消了念头。

　　我在北京建议日本学生能到中国看看，但凡没有生活感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大部分都是抽象的，有时也是片面的，甚至是极端的。这就像不喜欢中国的日本人一样，大部分人都从未到过中国，对生活的感受等于零。实际上，扎实的生活才是硬道理，只有生活好了，人的想象力才会丰富起来，对人的理解力与包容力都会大幅度提升。

　　实际上，上述感触在过去这么多年，也是跟我母亲聊天时必说的话题。她说自己有一个终生的遗憾，这就是没能到大学当老师，不过好在我替她实现了愿望，于是每回都会跟我探讨如何教学才好。有关问题，尤其是在她晚年时一直是跟进思考的。比如越境文化何以成为可能以及非母语写作的思维方式等等，而且还为我收集了这方面的学术资料。母亲是一位爱思考的人，尤其从思维构架的立场上很早就对学术界进行了深度的观察。她在《哲学研究》（1985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当时影响了很多青年学者。

　　北京的好友们向我推荐《韩家往事》这本书，因为其中的内容跟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追求有关，而这一部分内容恰恰又是我最近不断思考的问题。诚如这本书的作者徐泓所言：“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讲真，这话再对不过了。

　　我从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很多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过去，包括我的大家族在内，虽然从小就没见过姥姥与姥爷，但大家的音容笑貌有时会从过去的书信中显露出来，甚至还会进入我的梦乡。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不到两年，生下了我。在这段三年困难的时期，她把两个妹妹从镇江接到北京，为此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这家人有我，还有父亲和奶奶，我母亲和她的大妹妹与小妹妹，我管她小妹妹叫小姨。一家六口人同居，起先住无量大胡同，后来搬到了永安南里。

　　现在，多少年都过去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小姨的女儿，我最爱的表妹已经长眠于北京的西山，这里是我返京时必去的地方，从时间轴上说，这里之于我本人而言，也是衔接彼岸与此岸的一个瞬间。母亲是我们家族的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对家人关爱至微。

　　春暖花开，大学已经开学了。在我返回日本时，看着舷窗外的白云一直在缓缓流动，甚感岁月的洗礼。空灵的景致让人心生向往，同时也让我觉得母亲从未离开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