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融北京》刘儒著/作家出版社 2024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521228649

　　○罗 岗

　　当我读着刘儒的长篇新作《情融北京》时，马上想到贾平凹在《秦腔》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虽然《情融北京》和《秦腔》是很不一样的作品，但不无巧合的是，刘儒和贾平凹都是陕西人，贾平凹的家乡在陕南的商洛，而刘儒则出生在关中的凤翔。如果按照年纪来算，刘儒应该长贾平凹至少半辈，贾平凹是1971年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刘儒则早在1963年就考取了北京政法学院。尽管他们的辈分有差别，不过都是农村的幸运儿，离开了农村，进入到城市，就像贾平凹说的那样：“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是的，他们“做起城里人了”，可“本性依旧是农民”。这种处于城乡之间夹缝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大体离不开“乡土文学”的范畴。

　　根据鲁迅先生当年对于“乡土文学”的经典理解，这种文学形态的关键在于：“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是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扩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贾平凹的《秦腔》和刘儒的《情融北京》都处于“乡土文学”这一伟大文学传统的延长线上：之所以“隐现着乡愁”，是因为他们成了“城里人”；而“很难有异域情调”，则由于骨子里面“还是农民”。就像鲁迅评价蹇先艾的小说：“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向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同样的，陕西也许离我们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贾平凹和刘儒曾经共同体会过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侍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也应该一起经历了“三农问题”给乡亲父老带来的阵痛，“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短暂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

　　假如说在《秦腔》中，贾平凹还看不太清楚这些“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的农民的命运如何，他只是朴素地认识到，“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那么20年过去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刘儒在《情融北京》中，不仅体会到了“农民离开土地”之后的虎虎“生气”，而且正在展望他们“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的美好前景。在其笔下，孙玉爱、成跃山等三家六个人离开陕西农村，来到北京打工，虽然也不乏艰辛，甚至遭遇了不小的危机，但他们用农民特有的朴素、善良、隐忍和坚持，克服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城市中逐渐站稳了脚跟。就像小说题目《情融北京》所彰显的，这群“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的农民，不只是进入了城市，而且融入了城市。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因为他们的进入和融入，也重新规划、改变甚至创造了城里人的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刘儒作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传人，其小说不单是“献给故乡”的“薄礼”，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理想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