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春林

　　2024年年初，我收到恩师王彬新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先后两次认真地读过《丰泰庵》之后，我才发现，王彬完全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孤陋寡闻的我，此前只知道王彬是一位学有所成的学者，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殊不知，他竟然也还是一位被学者和散文家的光芒和声名严重遮蔽了的小说家。

　　阅读《丰泰庵》，首先令我感佩不已的是王彬在叙述形式上所作出的多方面积极努力。众所周知，现代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一大根本特征，就是形式感的明显加强。很多时候，形式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形式，诚所谓形式即内容，或者借用苏东坡的那一句“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旦作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那么，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肯定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来说，王彬在叙述形式上所作的努力，集中体现在第一叙述人称的三次转换、套嵌式结构的设定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

　　其一，是语言运用层面上双重语言系统的交织。这里所谓双重语言系统的具体指称对象，一是叙述层面上所使用的那一套带有鲜明口语化特点的流畅自如的现代汉语，二是对话层面上带有突出书面语特征的文白相杂的拟古式汉语。先来看叙述层面上的现代汉语这一部分。作为一部以当下时代的读者为阅读对象的长篇历史小说，最起码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作为小说文本主体的故事叙述这一部分，所采用的只能是与日常口语保持高度一致的那种流畅自如的现代汉语。比如，第二章“大朝会”中崇祯抱着年幼的长平公主走出大殿时的那个场景描写：

　　父皇抱着我走出殿门。雪花如醉如痴，旋转着跌落下来，一片接一片，仿佛有人在织布机上织布，又密又快，很快便织出一匹一匹的白布，垂天而降遮住我的眼睛。天空泥醉一般发呆，宫阙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丹墀上的将军犹如泥塑而几乎成为雪人。父皇喃喃地说，这就是大明，大明的江山。又对我说，长平，你记住，这是我们的大明，你记住了吗？

　　在这里，表面上是长平公主误闯大朝会，但作家的实际用意，却是要借助崇祯带有训诫性质的口吻，特别强调大明江山的重要性。比如，第二章“大朝会”中第四节开头部分这样一段带有惊恐不安意味的夜色描写：“夜。月光从华丽如梦的屋脊上滑落下来，流淌在乾清门广场的光影里，一半是铁灰，一半是银灰色。一只夜鸟从西边的宫阙飞来，移动地投下透明的铁锈一样颜色的斑影。夜鸟翅膀羽毛的边缘飘动着，被半残的月光投射出参差苍褐的光。”之所以会显出惊恐不安的意味，主要因为作家在这里将要叙述展示的，乃是崇祯随忠勇营提督太监涂文辅进宫御位时的情形。联系下文，我们才知道，涂文辅之所以一定要带着崇祯绕来绕去，就是为了制造条件，以便使崇祯在夜里遭受那只黑眚的突然袭击。若非崇祯和随身的太监王承恩一时神勇机智，后果的确不堪设想。既然凶险如此，那此处风景描写中那种惊恐不安意味的存在，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最能见出王彬语言功力的，恐怕还是人物对话层面上那种文白相杂的拟古式汉语。我们都知道，纯粹意义上的古代汉语，也就是平常所俗称的文言文，虽然凝练、简约、典雅，充满着书卷气，但却毫无疑问远离公众的日常生活。这样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于王彬来说，在虚拟明朝那个时代人物对话口吻的时候，既需要虑及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对话语境，也不能不考虑到当下时代的读者接受习惯。如何在二者之间求得微妙的平衡，尽可能地还原那个历史时代人物语言交流的状况，那就是出现于《丰泰庵》里那种文白相杂的拟古式汉语的想象式创制与运用。由于小说的故事集中发生在朝堂和宫内，所以这样的语言特色自然也就更多地体现在崇祯与大臣，与宫内诸嫔妃子女的对话之中。比如，第五章“正直的人苦恼着”中崇祯和袁崇焕之间的一场君臣对话。先是崇祯：“建虏跳梁，封疆沦丧，辽民涂炭，已有十年矣。卿万里赴召，忠勇之情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据实奏闻。”然后是袁崇焕：“圣人在上，臣之所有方略，已经另有奏本。臣深受圣上特恩眷顾，敢不尽忠尽力！圣上招臣于万里之外，臣自是心心念念，戮力为国，倘圣上给臣以便宜处理戎机之权，五年之内必定弭平建虏，而全辽可复！”面对袁崇焕这般充满自信的表态，崇祯自然倍感欣慰：“卿既如此说，五年便是方略。望卿努力尽职，以解天下倒悬，则百姓幸甚，天下幸甚，朕自不吝封侯之赏，卿之子孙亦可世世受福！”但这个时候可谓是壮志满怀的袁崇焕，根本就不可能预料到，过不了多久，他所表达的五年之志竟然会变成某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到自己的身上。文白相杂的拟古式汉语在《丰泰庵》人物对话中的使用，遂顺理成章地成为不容忽视的普遍现象。不能不提及的一点是，在当下时代诸多的历史小说中，如同王彬这样煞费苦心地模拟历史人物真实对话情形的状况，实际上并不多见。事实上，在一部尽可能地真实还原历史情境的长篇小说中，创造性地虚拟出如此一种文白相杂的拟古式汉语的操作难度，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不仅是文学创作，而且是一种多年的文化积累与训练，应该予以关注。

　　其二，是三重第一人称的数次转换与套嵌式艺术结构的巧妙营造。小说一开始作为序章性质的“热水镇”部分，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不仅是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而且还对历史有着浓烈的兴趣，尤其是对明史更是兴趣有加。故事开始时，“我”正跟随一个南美五国旅游团在遥远的南美旅行。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同行者中有一位名叫李力的年轻人，不仅在中国历史所工作，而且专业的研究方向竟然就是明史。探讨明史也就成为了“我”和李力之间一个不约而同的共同选择。也正是在他俩深度交谈的过程中，“我”不无意外地了解到，明代的亡国之君崇祯竟然还加入过天主教。在李力的理解中，崇祯之所以会加入天主教，根本原因在于他以为入教可以挽救大明的倾覆命运：“从历史背景看，应该与当时国情有关。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从万历开始，明朝已然处于颓败的局面，到天启朝，便濒于崩溃，没有崩溃不过是做惯性运动罢了。崇祯虽然夙兴夜寐、励精图治，只不过给大明续了十七年的命而已！崇祯曾经在御前会上心酸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这是崇祯的悲剧，也是他儿女的不幸。”李力本人之所以要参加旅游团到南美旅行，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实地考察崇祯女儿当年流落到秘鲁时的相关情况。同样带有巧合意味的是，也正是在秘鲁，李力竟然和业已失散多年的女友，一位名叫薇妮的意大利姑娘在一个名叫热水镇的地方意外相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李力和薇妮在热水镇的意外相逢，才促使李力将他们俩之间的更多故事告诉了“我”：“在回程的路上，李力告诉我，薇妮是意大利姑娘，他过去热恋甚至准备结婚的女友，他曾经协助她进行长平公主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幸运地发现了长平公主的一部札记，详细记述了崇祯时期的历史人物与宫廷秘辛，颠覆了许多史学界曾经的判定，他花了大力气把它整理出来，至于他来马丘比丘的目的是否与长平公主有关，他在书稿的末尾进行了交代。”或许与“我”对明史抱有的强烈兴趣有关，读完书稿后，“我”很快就把书稿推荐给主编，并在刊物上发表了这部书稿。然后再进行必要的修订，修订后又出版了单行本：“在单行本中，李力增加了不少梳理性的阐述，为了便于阅读，我在编辑中，将二者以不同的字体字号区分开来，长平公主的叙述排四号宋体，她所做的解释文字放在括号内。李力的阐述排五号楷体，但第六章第三节，由于原文过长，为了读者阅读方便也采取四号宋体。此外，我也做了一些简单注释，以脚注的形式置于页下。”

　　接下来出现的就是第二个第一人称。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这个第一人称“我”，不是别人，乃是“热水镇”所言那部长平公主札记的整理者李力。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在各章中偶然以阐述者身份穿插现身之外，李力的第一人称叙述集中体现在第一章“薇妮”这一部分。具体来说，“薇妮”这一部分，除了他们俩无疾而终的异国恋之外，李力所集中聚焦交代的是长平公主的那部札记的发现过程。正如同第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和李力的结缘是因为明史一样，李力和薇妮这两位异国恋人的结缘，也是因为明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原名为媺妮的长平公主。却原来，薇妮的博士论文选题与长平公主紧密相关。依照薇妮的自述，自己之所以会选择长平公主作为博论选题，主要就是因为对她的悲剧性遭遇倍感痛惜：“明末，崇祯的，他的儿女，更准确说是长平公主媺妮的。我从小对她感兴趣。那么漂亮的公主，花朵一样的年纪，还没有绽放，便被罡风吹落了。”依照惯常的史学描述和记载，长平公主的结局是被父亲刺伤左臂，而她的妹妹昭仁公主，则是当场就被崇祯给刺死：“她的父亲，竟然狠心要用宝剑将她砍死，后来又刺死了她的妹妹——昭仁公主，崇祯说的那句话‘奈何生我家’，真是令人锥心刺骨！我几次想放弃这个题目，但是每当想起这句话，又不甘心，再次把这个题目从往日的溪流里捞起来。”亏得薇妮没有放弃这个题目。正因如此，才和李力一度短暂结缘，而且在他们俩的共同努力下，竟然也还有了堪称石破天惊的发现。具体的情况是，他们俩不仅一起联手找到了殊为隐秘的据传长平公主被刺伤后的隐居地——位于后海西沿36号的丰泰庵，而且竟然还在一个酒吧里意外获得了来自于一个身穿黑色T恤的老女人专门送给薇妮的牛皮纸口袋：“我们迅速地将这些纸张摊开，这些纸张已经发黄，有的甚至泛黑了，有的却依然很白仿佛新的一样，然而无论什么颜色都是柔软的棉纸，上面写着娟秀的毛笔小楷。看样子这些纸张经过认真整理，一张一张用细线连在一起，若干张一沓，仿佛线装书，总计三十六本。”关键的问题是，这三十六本册子不是别的，正是长平公主所遗留下的那个札记。札记的第一页上赫然写着：“皇明崇祯三十七年/不肖女/媺妮/泣记。”原来，那位神秘的老女人送给薇妮的，不是别的，正是当年幸存下来的长平公主的日记。问题在于，这日记果真出自于长平公主之手吗？作为明史研究专家的李力和薇妮，面对从天而降的署名“媺妮”的日记，首先将之于现存的各种史料进行对比：“我们根据流传下来的史料与媺妮的记载进行核对，基本是吻合的，但也有一部分不符甚至完全相反。比如李自成的军师牛金星，在大顺覆灭以后不知所终，但在媺妮的记载里，却是言之凿凿地死在了他儿子家中。”与此同时，“媺妮的记述还有一部分牵涉到史迹，和以往的史述也基本吻合。在媺妮的笔下，崇祯、周后、田贵妃、袁贵妃、太子和几位皇子，谁住在哪座宫殿，都记得清清爽爽，而且这些宫殿至今尚在，从而提供了可以调查的蓝本，只是媺妮本人的住处，有的史书说居于寿宁宫，但她本人却说住在景仁宫，还有的史料说，景仁宫原先叫寿宁宫”。但其实，只要是熟悉小说写作技法的朋友就都知道，这里的所谓与流传下来的史料进行比较等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小说家的一种障眼法。归根到底，作家的意图就是要给自己借助于长平公主的视角重新回顾打量大明王朝崇祯那个特定阶段的历史创造一种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理由，或者说制造一种真实的幻觉。尽可能地让读者相信，不仅的确存在着李力和薇妮这样两位明史的研究者，而且他们还真的就意外发现了署名为“媺妮”的这么一本早已尘封多年的日记。九九归一，王彬的全部努力方向，就是一定要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长平公主不仅在大明王朝覆灭后继续生存下来，而且还要借助于她的眼睛对崇祯时代进行一番充满着痛苦色彩的回望与审视。

　　然而，无论如何都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讨论的一点是，依照李力的叙述，他和薇妮发现的那三十六本册子，是媺妮也即长平公主的日记。这一点，从“皇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日。父皇母后辞国。每念及此心如刀剜。/皇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廿九日。闻李贼登基武英殿。/皇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三十日。李贼焚烧大内。火焰黑红蔽天”的相关记述内容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证实。但从第二章“大朝会”开始，一直到第十三章“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甚至一直到作为尾声部分存在的“棠棣：不是结尾的结尾”，我们所看到的都不是日记，而且一大篇一大篇的札记。而这，也就恰好符合了带有序幕性质的“热水镇”那一部分中“他们幸运地发现了长平公主的一部札记”的说法。这样一来，李力和薇妮在时隔数百年之后所意外发现的，到底应该是长平公主的日记还是札记？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这或者是作者的障眼法，故意丢下一个空隙，而让读者揣测。虽然不知道王彬最初这么设定时的具体想法，但依照我个人的理解，把这三十六本册子设定为“日记”，恐怕还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日记，那它的写作时间只能是大明王朝覆灭后长平公主隐居在丰泰庵的时候，但这就和日记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为日记中，除了尾声部分之外，另外部分的故事内容可以说全都发生于长平公主隐居于丰泰庵之前。从这个角度来说，将长平公主所遗留下的这些文字设定为日记，其实并不那么合适。在我的理解中，作家似乎更应该把这些文字设定为具有突出回忆录性质的札记。事实上，只要我们细细地翻检这些饱蘸着写作者血泪的文字，其回忆录性质的具备就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文本事实。当然，从根本上说，也只是因为这些饱蘸血泪的回忆性文字写作完成于丰泰庵之中，所以，王彬也才会把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命名为《丰泰庵》。

　　正因为李力和薇妮意外发现了出自于长平公主之手的札记抑或日记，所以，从第二章“大朝会”开始，自然也就出现了第三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那就是作为文本主体叙述者的媺妮也即长平公主。然而，具体到长平公主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文本主体部分，又有以下若干特点或问题需要专门提出加以特别讨论。其一，我们注意到，在长平公主的叙述过程中，不时地会出现这样一些带有说明性质的叙述话语。比如，第三章“荡秋千的猫”的第一节：“据说，我在这里只能是据说，因为我不在现场，未能身历其境，或者说‘推测’更为准确，当晚父皇到承乾宫临幸，田妃向父皇吹了枕边风。第二天清晨，乐勇与黄廷耀便被押解到司礼监东厂大刑伺候。”崇祯前往承乾宫临幸，夜里肯定少不了一番男欢女爱。如胶似漆之际，来自于田妃的枕边谗言，自然也就会对他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这样的一些情景，住在景仁宫里的长平公主因为看不到，所以只能进行必要的“推测”。其二，同样是在长平公主的叙述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叙述话语的不时穿插。比如，第七章“册封太子哥哥”的第三节：“也是活该有事，尚仪炜彤和‘尚衣’绛雪，那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两人不约而同在甬道里烧纸。她们两人关系密切，是你们现在常说的闺蜜，往往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同一件事。”这里的问题，很明显地出在“闺蜜”一词的使用上。从语言发展演变的角度来说，如同“闺蜜”这样的语词，出现的具体时间，只能是当下的这个网络时代。也因此，长平公主在这里很显然是在直接向我们这些现代人喊话。关键的问题是，长平公主的札记或日记完成于数百年前的所谓“崇祯三十七年”也即公元1664年。那时长平公主绝不可能预见到当下时代竟然会出现并流行“闺蜜”这个词。再比如第十三章“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第三节中的这样一句叙述话语：“父皇说，自从太爷爷时代，大明的气候就变坏了，用你们现在的科学说法是进入了小冰河期。”无论是“科学”，还是“小冰河期”这样的现代性语词，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角度，都不可能出现于长平公主的文字之中。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理解《丰泰庵》多少带有魔幻与穿越性质，因此作者在这里故意引用以上现代词语，从而拉进与读者的距离，不过是作者设置的又一个“陷阱”而已。有一点想要和王彬进行商榷的是尾声部分的“棠棣：不是结尾的结尾”的归属处理问题。这一部分带有明显的补充交代性质，它旨在告诉读者，长平公主他们在离开了苟且偷生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北京丰泰庵之后，又经过了怎样的一系列磨难，才最终辗转来到南美那个被叫做秘鲁的国家（“昨天三弟说他曾经随西班牙商船去过新大陆一个叫秘鲁的王国，那里的人类似大明之人，人民平和山川瑰丽物产富庶，我为何不去那里寻觅归隐之地？你们兴许会说，此地距离故国实在太过遥远，然而土地庄周马，江湖范蠡船，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有什么远近之别！”实际上，长平公主这里的意思非常明显，既然国都亡了，又哪里还需要考虑什么距离故国远近的问题）的全部曲折过程。《丰泰庵》实际文本中，王彬所采用的处理方式，是把这一部分的叙述权利交给了长平公主。但在我个人不成熟的理解中，作家的这种归属方式似乎多少显得有点不妥。考虑到不仅小说被命名为《丰泰庵》，而且长平公主关于崇祯那个历史时段的回忆性叙述在她黯然离开丰泰庵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完成，所以，后来具有补充交代性质的尾声的叙述就不应该再和她发生关联。虽然更具体详尽的替代方案我一时也不可能想出，但将这一部分的叙述权利无论是交付于“热水镇”那一部分的“我”，抑或还是交付于第二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李力，实际所取得的艺术效果可能都会比现在的那种处理方式要更理想一些。

　　除了艺术形式层面上所作出的努力之外，要想很好地完成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家更需要在知识考古学的层面上做足带有“田野调查”性质的史料功夫。即如《丰泰庵》这部长篇历史小说，除那种文白相杂的拟古式汉语的创造性使用之外，作家尚需在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以及地理方位等诸方面都做出相应的努力。比如，人物的服饰装扮。第四章“英雄安在”第二节中有一段关于“坐蟒”和“膝襕”的一段介绍：“坐蟒与膝襕，后世的读书人可能不太明白，肯定会‘蒙圈’，我在这里做些简单解释。在当时，我们的大明，有四种赐服：蟒、飞鱼、斗牛与麒麟服。蟒袍是当时内府高官与外廷宰辅，蒙恩特赐最高级别的赐服，十分难得珍贵。蟒与龙的形状非常近似，唯一的区别是龙‘五’爪，蟒‘四’爪。蟒服有坐蟒与行蟒之别。坐蟒正向而坐，行蟒侧面而行，坐蟒高于行蟒。蟒袍加身被认为是位及人臣的巨大荣耀。膝襕，相当于护腿，从脚腕至膝盖，织有精美的云蟒图案，是与蟒袍相连的服饰。”比如，一些必要的礼仪活动。这一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第十一章“蓝色妖姬”第一节中关于太奶奶葬仪程式的相关描写：“太奶奶薨逝，父皇十分伤心。但是囿于礼制，太奶奶的丧仪不可能办得像马奶奶那么风光。也不可能像李太后，李太后那时，神宗爷爷下谕全国各地寺庙，要扣钟三万响。太奶奶自然不会了。先是，父皇身穿丧服去慈宁宫给太奶奶行祭奠礼，随后辍朝三天。母后、田妃、袁妃、太子哥哥、三弟、五弟、昭仁妹妹和我，还有炜彤都穿上白色麻衣，在太奶奶的灵前守夜。”虽然由于太奶奶实际的地位身份，尤其是当时已处于内外交困地步的缘故，葬仪已经有所缩水，但却依然称得上是相当讲究。比如，地理方位的描写尤其是古今变迁的考证。第六章“星光将要落到他的肩上”第一节中关于弘善寺的一段介绍：“弘善寺已然不存，但是以其为名的村庄仍在，其北是华威南路，东是南三环东路，西是东二环南路，南是左安路，是十八里店乡的自然村。2005年前后，弘善寺村北部的农田被征用建设弘善家园。弘善寺旧址上兴建的弘善市场于2018年拆除，成为垃圾临时转运站，《新京报》记者曾去那里探访，目测那里至少有五个篮球场大。”在一段关于弘善寺明朝期间兴盛情况的描述之后，竟然把这一地理方位进入当下时代之后的变迁状况也都一一详细写出，可见作家在这一方面下了足够大的功夫，做了足够充足的功课。由于篇幅所限，文本中与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以及地理方位等紧密相关的考据性文字，这里不再作具体的罗列，但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王彬明知类似的文字会因为对故事情节的阻断而影响到读者阅读快感的获得，但作为一部严肃的长篇历史小说，这部分是不可缺失的，因为优秀的小说，尤其是优秀的历史小说，难以离开语境，从一种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情境的角度出发，我们理当向王彬的坚持致以必要的敬意。

　　无论是艺术形式层面上的煞费苦心，还是知识考古学层面上的史料搜检，王彬的终极写作目标，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才能够借助于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长平公主独特视角，通过对在位时间十七年的崇祯那个历史时期的回望与审视，深度思考大明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这一方面，有这么几个关键性的节点恐怕不容忽视。首先，是崇祯不无惊险意味的继位过程。天启病危之际，魏忠贤一伙曾经阴谋篡权：“伯伯病危之际，阉党中有人向魏忠贤献计：诡称皇后有孕，暗中将魏良卿之子抱入，或者客氏之子侯国兴的儿子，采取狸猫换太子的方式，由魏忠贤辅佐，进而效仿西汉末年王莽，以辅佐孺子婴的方式过渡登上帝位。”亏得婶婶不仅严词拒绝，而且还把此事及时禀报天启，“伯伯再糊涂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秘密召见父皇”，坚持把帝位传给弟弟崇祯。这样一来，也才有了崇祯继位之时意外遭到一只黑眚袭击那一事件的发生。若非崇祯及贴身内侍王承恩机智神勇，他的继位也会成为问题。

　　其次，是他继位时所面临的危局以及错误磔杀领兵大将袁崇焕。且来看第四章“英雄安在”第二节中借助于三弟之口的一种表达：“百姓没得吃，原本的良民变成了流民，莠民乘机挑唆鼓动，流民便成了燎原大火。现在西北民变乱得很！像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还有，榆关以外，辽河以东的土地都丢光了，辽西也岌岌可危，建虏步步紧逼，西北民变，东北建虏，这两把大火烤得父皇焦虑不安。”一方面，如此一种严重危局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是他之前的嘉靖、万历、天启等几个历史时期长期累积的结果，崇祯不可能为其负责。但在另一个方面，等他继位为皇帝，所有的这一切困局却都丝毫也回避不得，只能由他来承担全部的应对责任。面对如此困局，他首先想到的是在第一时间征召袁崇焕。但那时袁崇焕处于主动告退，“请求回籍调理”的劣胜优汰局面。正因为继位之初的崇祯试图勤俭节约、励精图治，所以也才会赢得包括袁崇焕在内的一众大臣的敬意。但不要说被征召时候的局内人袁崇焕，即使是作为读者的我们，也都不可能预料到，没过了多久，袁崇焕本人竟然会丧命于这位一心一意地企图恢复大明王朝生气的崇祯之手。但其实，或许是因为早有预感的缘故，应召后的袁崇焕在出征前专门写给崇祯的奏本中，不仅给出了自己处理建虏问题的总体方略：“夫辽事恢复之计，不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议和）为旁着”。而且也还特别提醒高高在上的崇祯一定要信任自己：“况图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用叙述者长平公主的话来说，就是：“为将者，最怕敌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写这句话时，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句话竟然会成为他人生的谶语！”很快地，因为范文程和皇太极实施了类似于“蒋干盗书”那样的反间计，而且崇祯竟然会轻信缘故，袁崇焕果然不仅迅速被崇祯拿下，而且竟然对这个功勋赫赫的武将实施了极其残酷的磔刑。正因为内心里充满了不甘和遗憾，所以李力和薇妮他们整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由得以夹注的方式大发感慨：“轻信而狐疑，这是一个毫无治国经验者的做法，即便是政治素人也未必如此，崇祯的无能与刚愎自用到达顶点，大明从此开始奔向覆灭的道路，可以说是崇祯自己葬送了大明王朝。”崇祯在这个过程中所应承担的绝对责任，我们在这里暂且搁置不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北京城里的那些普通民众对袁崇焕所持的残忍态度：“涂国鼎来到西市时，场面几近失控，听到消息的市民围住袁崇焕的囚车，发疯一般怒吼，袁崇焕合闭双眼沉默无语，涂国鼎命兵丁用皮鞭、木棒驱散百姓，将袁崇焕押到四牌楼中间的路口……”尤其糟糕的情形张岱笔记中有相关记载：“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取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针对如此惨不忍睹的现象，叙述者长平公主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噫！乌合之众何至于此！”而身为书稿整理者的李力和薇妮这两位现代学者，则认为：“有这样的百姓大明不亡才怪！”也难怪先后两位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都要按捺不住地跳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京城百姓对袁崇焕的如此一种态度，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名作《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的相关判断和描写：“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证之于京城百姓怒吃袁崇焕的情形，我们便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佩服鲁迅先生那尖锐犀利的批判锋芒。又或者，正是包括袁崇焕被吃这样无数的历史事实累积在那里，也才使得先生最终提炼概括出了中国社会的“吃人”本质。在联想到《狂人日记》的同时，我们也会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家勒庞那部干脆被命名为《乌合之众》的社会学名著，对带有群氓性质的“乌合之众”的疯狂、冲动和非理性特征所作出的深入分析。大约也正是基于京城百姓这种非理性的思维和行为特征，所以李力和薇妮才会毫不犹豫地断定“有这样的百姓大明不亡才怪”！

　　第三，是他对东林党人的排斥和对温体仁、周延儒的长期信任和重用。第八章“东林党的鸽子”这个部分，开头不久就提及到了东林党的问题：“近日，有些不明事理的人说大明亡于东林，不知是从何说起。不能说他们不是读书人，多少读了几本书，然而读得不够多，以少博大，焉能不一叶障目乎？”正因为长平公主不认同这个说法，所以她才会特别叙述与东林党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东林党这个群体，最早生成于万历年间。在当时，被罢官后的顾宪成归隐无锡，重新恢复东林书院：“顾宪成讽劝朝政，臧否人物，不少在京的朝官钦慕他的风致，与其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时称东林党。”到了天启年间，由于获得了明熹宗的信任，大权在握的魏忠贤曾经大肆迫害东林党人。崇祯继位之初，虽然也曾经一度昭雪并起用若干东林党人，但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围绕内阁成员的会推问题，以钱谦益为领袖的东林党人便遭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当时，由于被会推的人物中缺少了吏部尚书温体仁和礼部右侍郎周延儒，遂遭到了他们俩的疯狂反扑。他们紧紧揪住早在天启年间就已经结案的钱千秋科场关节一案大做文章，利用一次御前召对的机会硬是迫使钱谦益“革职听勘”。就这样，伴随着钱谦益的被弹劾，原本有望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自然也就在崇祯时代的政治星空渐次陨落。又过了一些日子，弹劾钱谦益有功的温体仁和周延儒，如愿以偿地被崇祯钦点入阁做了阁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崇祯依傍的左膀右臂。在李力和薇妮事后的理解中：“这次御前召对是崇祯最重要的御前会议，温体仁如果是良臣自然好，但恰恰却是奸佞之臣。温体仁做内阁首辅，有六年之久。这六年，温体仁既不为朝廷出一谋，亦不为国家设一策，只是取悦崇祯而孤身自保，搁误了朝廷与国家大事。在这次会议上，崇祯被温体仁牵着鼻子走而不自察，决定了他，最终是大明日后的悲剧。”一贯刚愎自用的崇祯本就有乾纲独断的趋向，遇上这么一位事事皆推诿的内阁首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更加地刚愎自用。一方面是对东林党人的无端排斥，另一方面却是对温体仁和周延儒这样既没有能力更没有担当的奸佞之臣的任用，如此这般总是错误决策的崇祯，焉能不屡遭败绩？！以至于最后一败涂地。

　　第四，是他对田贵妃的过度宠幸和纵容。正因为有崇祯作坚实的靠山，所以田贵妃的承乾宫在很多时候才可以为所欲为。比如，当母后的内使乐勇与承乾宫的内使田豫阶因为田妃那只名叫“晴雪”的猫发生冲突的时候，竟然被高起潜带人押送到坤宁宫：“母后令坤宁宫提督宫桂滋，押着乐勇与黄廷耀到承乾宫，请田妃处置。”“照例，田妃应该将乐勇与黄廷耀放还，带着田豫阶与小黄门来到坤宁宫檐下，请求陛见母后而法外开恩。但是，田妃没来，这一天母后数次询问宫桂滋天色如何，得到的回答都是天色未变。”却原来，田贵妃之所以会这般地公开蔑视母后的权威，很显然是依仗崇祯的宠幸。长平公主的批判性锋芒明显指向了崇祯过度宠幸田妃这件确凿无疑的文本事实。

　　第五，崇祯心理扭曲变态的精神分析学成因。在以充满着同情的笔调描写了袁崇焕蒙受不白之冤而被错误磔杀的过程之后，长平公主曾经在第七章“册封太子哥哥”的第一节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叙述话语：“我原来以为，父皇和太子哥哥一样，是个读书人，做了皇帝不过是读书的天子，没有料到父皇会有这样的霹雳手段，将大臣杀掉也就可以，竟然是一刀一刀磔杀，可见手段之辣。我在前面说到父皇的生母刘氏，我的亲奶奶，在父皇小时就病故了，五岁时父皇被光宗爷爷托付给选侍李氏，人称西李；西李生育孩子后，又把他交给另一位选侍李氏，人称东李，东李为人正派，看不惯客、魏，受到迫害抑郁而终。生母与养母的抑郁而死，对父皇的影响很大，这种隐忍的抑郁一旦爆发，便是火山喷发，那样的爆发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吧。”针对长平公主的这样一段文字，李力和薇妮的进一步分析是：“明朝的皇帝残忍者多，崇祯的血液里应该流淌着这个基因。”毫无疑问，王彬在这里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试图从成长环境的角度而对崇祯不正常残忍心理的成因展开某种精神分析学的剖析。但其实，并不仅仅是袁崇焕被错误磔杀，执政过程中崇祯很多与真理背道而驰的错误决策，也都可以从他那被扭曲的不正常心理状态获得相应的合理阐释。

　　从根本上说，正是以上五个方面中后四个方面共同发生作用，才使得内心世界里一直渴盼中兴大明王朝的崇祯，最终却彻底埋葬大明王朝的罪魁祸首。

　　大明王朝覆亡时，为了使自己的女儿免遭大顺军的侮辱，崇祯在上吊自尽前曾经手执利刃冲进景仁宫，企图刺死爱女长平公主：“后面的事情诸君都知道了，在景仁宫，父皇刺伤了我，他原本是要将我刺死的，不知什么时候那只橘猫闯进来，在他刺我时，撞了一下他的右腿，使他那持剑的右臂抖动了一下，逼得那剑锋向上滑动一寸，从我的左臂刺过，我当即昏死过去。”正是那只橘猫无意间的一撞，也才使得长平公主侥幸躲过一死。这样一来，也才有她在丰泰庵长达二十年的隐居生涯，同时也才有了她所遗留下的这些册札记或者日记。照理说，既然有此一刺，那幸存下来的长平公主理当对他充满怒气才对。但实际的情况是，身为明代幸存下来的一位公主，长平公主在她所遗留下的这些文字中，不仅没有充满怨气，而且还在叙事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正所谓“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实际的表达效果是，长平公主越是这样远离那种歇斯底里的过激表达，俞是表面上平静如水，她所传达出来的那种亡国之痛才会更加打动人心。

　　行将结束本文之前，我突然读到了彼得·盖伊的这样一段文字：“小说家利用他所创造的一些人物，描写他们的反应，继而能够更有效、更壮观地表现小说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恐怕要比通过不修饰的单一叙述看事情有力得多。小说家必须通过单个参与者的眼睛来看事情的发展演进。在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中，作者用主角法布里斯的眼光去描写滑铁卢战役的情况，显得混乱而不可理解，而这是大多数战斗的典型特征。但透过这个角色个人的眼光，司汤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即时传达了这一共同的现实。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一书中描写1848年巴黎的革命事件，读起来就像一篇群众心理学的论文，但这是作者透过许多人物，包括男主角弗雷德里克和他的朋友们高度个人化的视角表现的。”[1] 借用彼得·盖伊的说法，王彬在这部《丰泰庵》里，借助长平公主的个人化眼光，所看到的崇祯那个时期的历史景观，也同样“要比通过不修饰的单一叙述看事情有力得多”。某种意义上说，王彬的书写价值，也正体现于此。很多时候，叙述历史的时代要比历史所叙述的那个时代更重要。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样一种特定的时代语境中，王彬能够通过各种煞费苦心的艺术形式设计传达出自己对大明王朝覆灭的深度思考，其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价值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项目批准号：23BZW1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注释：

　　[１] 【美】彼得·盖伊：《现实主义的报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第188—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