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出现、生成式模型的发展，正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的价值和写作的意义。许多人会感到困惑：如果连人工智能都能生成优秀的文字，人类写作的意义何在？这将我们对文学和写作的终极追问推向了一个极限。

　　事实上，正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存在，我们才更加意识到某些东西是它无法替代的。

　　首先是人类独特的经验，尤其是那些不断生成的个体化体验。人工智能基于已有的作品和模型进行训练，它可以吸收人类的情感模式和表达方式，但它缺乏与人类真实体验同步的感受力。即使它通过文本训练提取了关于生命意义的表述，但“表述”不同于“经验”。这种差距正是人类写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其次是文学的创造力与可能性。我在这里要着重谈谈小说。我在创意写作课程中，基本上围绕着小说写作来讲，只要学生学会了写小说，其他的文体也都会触类旁通。小说的核心在于虚构性，这使得小说成为一种强大的表达工具。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小说既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又能够超越现实，揭示人类经验和情感的深层意义。

　　生命经验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虚构”并非胡编乱造。我们来看看卡夫卡《变形记》的第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乍看之下，这似乎是荒诞的胡编，但当你读完整部小说，会深深同情这个化作甲虫的格里高尔。为什么？因为卡夫卡用这第一句话就完成了小说的设定——“人已经变成虫了”。这一设定看似超现实，但接下来的叙述却完全采用了现实主义的笔法。整部《变形记》让人读来真实感十足。

　　你能够想象甲虫躺在床上时的无助，它意识到自己变成虫子的那一刻，几条腿在空中徒劳地挣扎，想要翻身却无法做到，那种痛苦触动人心。这种真实感来自文学的力量：在虚构中揭示真实，通过虚构来还原生命经验。

　　面对人工智能写作正逐渐嵌入到我们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精神活动中，我们要对文学和写作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这场技术变革中，我们该如何捍卫人类的独特创造力？

　　或许，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的“对抗性”思维。具体来说，当我们面对人工智能时，是否具备更强的提问能力？创造力，是提出问题的能力。提问不仅是对知识的挑战，更意味着质疑和反思。不能迷信人工智能，它有时出错，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它的观念，也并不是一定合情合理。质疑它的答案，并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出我们自身更深层次的创意与洞察力，才是人工智能的正确使用方法。

　　而文学与写作，恰好拥有提问、质疑与反思的能力。越是优秀的作品，这种能力越强。

　　陈忠实通过长篇小说《白鹿原》提出了许多关于历史、道德、家族与社会变革的问题。通过细腻的家族叙事和深刻的人物塑造，他质疑了传统家族观念的正当性、历史变革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反思了道德和人性的复杂性。余华《活着》是当代中国读者人数最多的纯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中，福贵经历了贫穷、战争、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最终只剩下自己孤单的生命。小说让读者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文学的方式就是这样，尽管不提供具体的结论式解答，但正是这种对“活着”的反思和质疑，使得小说成为对生命、死亡、苦难以及人类存在状态的深刻讨论。

　　除了现实主义作品，科幻作品同样如此。刘慈欣的《三体》不仅仅是一本描写外星文明与地球文明冲突的科幻小说，它通过虚构的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的对比，以及复杂的科技伦理、政治选择等情节，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命运、科技进步和宇宙生存的诸多课题与反思。小说通过广阔的宇宙背景，深刻地质疑了人类的自我认知、历史选择、科技伦理以及文化身份，展现了文学在提问和反思上的巨大潜力。

　　可以看到，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叙述和展现，更在于它通过提问、反思和质疑，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对道德、法律、人性等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并不断回过头来塑造文化与人性本身。这种生生不息的塑造，正是文学在当下依然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改变对文学的认知，不仅让我们直面文化的复杂性，更帮助我们在涵纳了AI的更高维度上，珍视人类的精神主体，充分释放人类的创造力。（王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