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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临近过年,总是满怀期盼,风风火火购买年货,洒扫庭院,筹划着吃什么,玩什么。
如今临近过年,总是沉浸回忆,回想幼时过年的种种往事、趣事,觉得那时过年的滋味比起现在更深入人心。
分肉
记得那时候一过腊月二十三,过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生产队分萝卜、分白菜,磨豆腐,分豆腐,杀猪分肉。
那时候家家缺少食用油,指望着过年分肉时分一块大肥肉,回家榨油。但一头猪身上的肉总有肥有瘦,怎么分肉,成了难题,生产队长只好用抓阄的方式解决矛盾,是肥是瘦,就看手气。不过执掌分肉刀把子的人,也有一定“自由裁量权”,同样排到你的号,他的刀切向哪个方向,也会使你的“肥肉梦想”或多或少打折扣。
有一年,哥哥代表全家去分肉,回来时说,本来抓的号很不错,刚好赶到“肥肉区”,可是那个掌刀的人,看他是个孩子,就故意斜着切一刀,结果分到我家的这块肉,就比原本应该的“肥肉”少了一些。哥哥很生气,妈妈也感觉不公平,在学校教书的父亲回来知道后,就拿工资又到镇上的供销社买了肥肉回来榨油,让全家“肥肥过个年”。
那一年,我们家的饺子馅在红白萝卜里破例加进榨油剩下的肉渣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的肉馅饺子。
妈妈还用榨油剩下的肉渣,揉进面里,蒸出发糕馍,吃的人香得直啧嘴。
做豆腐
生产队过年做豆腐,是个技术活,每年都是那几个老师傅牵头组班子。但烧火、挑水、拉风箱的杂活,选谁来干都一样。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削尖脑袋想挤进这个“豆腐班子”,不是图着多挣那几个公分,主要是可以吃两碗热乎乎的“豆腐脑”。
记得唐山大地震那年,生产队组织我们几个年轻人住在队部,专门负责生产队的牛,一旦地震,赶快拉着牛往外跑,确保牛的安全。
做豆腐开始时,老师傅提出还用自己的老班子。生产队长觉得我们几个现成的“壮劳力”,在那里闲着值班,就直接说:不另选他人,就让这几个看牛的小伙子给你们打下手。
我第一次参与做豆腐,从选黄豆、泡黄豆、磨黄豆、过滤豆渣、加热豆浆、卤水点豆腐、压制成型,觉得很神奇。特别是豆腐压制之前,那碗热乎乎的豆腐脑,鲜香滑溜,吃得我的鼻涕都流出来了,至今想起,还有余香在嘴。
贴春联
过年贴春联,是个隆重的事。
父亲在村子里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毛笔字也写得好。所以我们家年前总有许多人早早送来红纸,让我父亲写春联。父亲也不厌其烦,专门腾出一间屋子为乡亲们写春联,有时候还根据人家家里一年的情况变化,针对性地创作春联。这样一来,更受乡亲们爱戴,最后几乎都不要现成的“套话”,都要现编现写的“量身定制”。父亲也因此积累了厚厚一本自创“春联集”。
我在给父亲叠纸、裁纸、磨墨、洗笔的过程中,也慢慢学会一些春联的基本常识,偶尔也帮助父亲编创新春联。
后来到城里居住,我也开始为自己撰写春联。记得有一年我写了“春联上尽说大吉大利,只是口彩;新年里多遇顺风顺水,才算快事。”过年那几天,单位许多同事跑来观赏,说“竟然拿春联开涮”,“春联还能这样写?”
我女儿上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她第一年回家过年,看我在编撰对联,她不吭声在旁边看。我第二天起床,看见我写的春联旁,女儿新写的一副春联:劳心苦、劳力苦,谁知相思苦;学业甜,事业甜,哪有亲情甜。
我惊喜不已,当年就写了女儿创作的这副春联,贴在门上。
吃扁食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只知道扁食,不知道饺子。全村子的人,乃至所有亲戚都是说过年吃扁食,而且把包饺子说成捏扁食。
我们那里吃扁食不在除夕而是大年初一早上。
初一早上谁家起得早,就说明这家人勤劳,所以家家都是鸡叫第一次,大约五更时分,就起床生火煮扁食,煮好扁食后,第一碗一定是端给家中的长辈。
我的曾祖母那时已经八十多岁,每次端给她,她都要从碗里给我们弟兄三个每人挑一个,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年纪大了,福也享够了,让娃们先吃第一口,有福气!”
按我们那里的年俗,包过年扁食的时候,一定在一个扁食里塞上一枚小硬币,大年初一吃扁食,谁吃到这枚包有硬币的扁食,就预示着这个人今年福星高照发大财。
每年妈妈从锅里捞扁食时,我都嚷嚷着“妈妈你记得把那个有硬币的扁食捞我碗里”,妈妈总是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在哪个扁食里啊。”
吃了十几年的过年扁食,我一次也没有吃着那个“福星高照”的扁食,所以我至今还是两手空空,一文莫名。
正月初二,是新女婿上丈母娘家走亲戚的日子,除了丈母娘高规格接待外,老丈人本家族的各家各户都要轮流请新女婿吃扁食。这时候如果新女婿到了妻子的哥哥嫂嫂家,就会危机四伏。
因为我们那里农村有个“嫂子们捉弄新女婿”的习俗:给新女婿包的扁食里故意放进很多辣椒、花椒、盐巴等难以下咽的食材,让新女婿吃不下又不敢吐出,看他坚持“硬吃”出洋相。
我记得我一个小姑奶,那年刚结婚,新的姑爷上门走亲戚,我的四奶奶就故意在扁食里放了辣椒花椒作馅。我那新姑爷端着碗刚开始吃,我的一个知道底细的姑姑,就在门外高喊:“辣辣的,麻麻的,扁食吃着嘎嘎的”。我四奶奶怕露馅,就急忙跑出去骂这个“死妮子,滚远点”。
我那新姑爷很机灵,看我四奶奶出门,他立马端起碗,把扁食倒进锅里。我四奶奶回来一看,碗里已经没有扁食,就说:“这么快就吃完了?再来一碗吧”。新姑爷又摆手又摇头:“不吃了不吃了。”
事后,锅里的扁食,无法辨别那个有辣椒、花椒,最后被我四爷吃到辣椒馅的扁食,气得大骂一通。
压岁钱
老家农村规矩,过年给长辈磕头拜年,或多或少都要给点压岁钱。
但那时家家都穷,农村人哪有钱发压岁钱,大都是给一把花生、瓜子、爆米花或者大枣,就算是压岁了。只有特殊的关系或者特别的人家,才给一角两角的压岁钱,如果是新女婿第一年上门拜年,才会给一元两元的压岁钱。
我记得我三四岁时,旁听了大人们磕头发压岁钱的谈话,一大早穿着新衣服,走出门看见三爷爷,立马趴到地上磕头,还大声说:“三爷爷,我给你磕头,你给我压岁钱!”,逗得三爷爷哈哈大笑,赶紧回到他屋里拿出五分钱一个大钢镚给我。
尝到了甜头,我看见谁都来这么一手:“我给你磕头,你给我压岁钱。”弄得长辈们尴尬,妈妈也尴尬。
回到家里妈妈教训我“小孩子不懂事”,我还犟嘴说:“大人才不懂事,我都磕了头,他却耍赖不给钱。”后来妈妈一看见我要磕头,立马抱着我“闪人”。
后来长大上学后,知道压岁钱的金贵和不易。不再轻易给人磕头拜年,生怕“逼人难堪”。对别人偶尔给的压岁钱,也格外珍惜,舍不得买糖豆、气球。
有一年,供销社来村里摆摊设点,专门出售各种毛主席像,那时我刚加入红小兵,对毛主席狂热崇拜,听到售货员的鼓动,就拿出两角钱,买了两幅毛主席画像,一幅是穿着风衣站在北戴河沙滩上;一幅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致意。我捧着伟人画像,高高兴兴地回家,要妈妈贴在家里显眼位置。妈妈看见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就收缴了我全部的压岁钱。
看戏
过年看大戏,是农家最高规格的文艺活动。没有钱请戏班子,就自己组建班子,自导自演。
我们村的戏班子,有几个热心且有水平的文艺骨干撑着台面,还有曾经见过世面的“老地主”做顾问,所以我们村里演戏在十里八乡出了名,过年演戏,外村的人也常常跑过来看热闹。
一天晚上我们村正在演一部新戏《游乡》,内容是讲一个知识女青年杜鹃,中学毕业被组织分配到供销社,“挑着货郎担走村串乡卖东西”,热心为农民服务,还批评纠正别人投机取巧的错误。
我的一个姑姑扮演那个知识青年,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唱得很好,尤其是那段“挑起担子忽闪闪”,唱得尤其好,总能赢得观众喝彩掌声。就是有点虎背熊腰,一看就是个常年劳作的农家姑娘。
演出的时候,邻近村子的几个小青年挤在台口前看,边看边议论,先是议论唱腔扮相,后来就有些“人身攻击”:
“你看她那样,脸像盆,腰像瓮,眼像指甲掐个缝,哪像个知识青年?”
“你看那屁股,坐下来能占两亩地。”
“给你娶回来当媳妇,肯定能生一群胖娃娃。”
这些议论,演员在台上是可以听到的。最初,我那姑姑还忍着继续唱戏。当听到什么大屁股、生孩子的话,一下子火冒三丈,也顾不得正在演戏,立马冲到台口,抡起挑货郎的扁担照着那几个外村青年就是一通猛打,几个青年想跑,可是那时看戏都是人挨人的挤在一起,哪有跑的空间?
看戏的人最初并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以为这又加了什么“戏码”,看得目瞪口呆。别的演员,刚开始也发懵,愣在那里不知道咋往下演。
等到看明白时,台上演员赶来拉架,台下观众哄堂大笑。(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