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匡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

　　1996年5月5日，中国杰出的诗人艾青在霏霏春雨中骑鲸西去，走向伟大的休息。当时，来自天南地北的文朋诗友，面对“含着微笑，望着海洋”的艾青遗像，默念着和艾青结成的富有诗意的友情，心中都在说：他是一座礁石，永远在这里站立。

　　活了整整86岁的艾青，是我国20世纪少有的终身写新诗的大家。大自然给了他一个家庭，诗又为他缔造了第二个家庭。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新诗事业，成千上万的人因艾青的诗而获得了他灵魂里的最爱。诗像一条看不见又挣不断的纽带，把艾青和历尽苦难而追求光明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艾青在晚年多次跟我说过：“我始终是大堰河的儿子”，“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这两个“始终”，表明了他对这片故国土地爱之真切、爱之深沉，以至于眼里常常含着泪水——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这种沉郁、厚重又不失期望黎明的“故土情结”，是艾青的诗歌旋律，也是他的人生信条。艾青是个爱国主义者，他曾向我提及两件往事。一是在法国时，他看到报纸上登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中国妇女和孩子，女人的胳膊少了一只，因为闹水灾，人吃肉吃掉了。报纸上竟然宣传：法国人是上帝的儿子，应当去拯救中国。艾青气炸了：这是帝国主义的宣传！“拯救”就是侵略！二是1932年初的一天，艾青在巴黎郊外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酒徒走到跟前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灭亡了，你还在这里乱画画！”洋人的醉语深深刺激了艾青。他不愿受凌辱、做奴隶，当即决定回国，并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文艺团体，不久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成为囚徒，并在狱中开始了写诗的生涯。

　　在灾难的岁月，在民族悲愤和抗争的时代，中国真正的文学，是一种诗人和作家遭到放逐的文学，是遭受多方面预谋的迫害但仍然有各种才华在充满暴风雨的领地里生长百花的文学，是不在豪筵上为屠伯唱赞歌却能得到无数用血肉去思考、用理智去判断的人们保护的文学，是无暇顾及奥林匹斯山但和平型关、台儿庄连在一起的文学。艾青认定：“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踏实的代言人。”三四十年代是艾青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接连为中国文坛贡献了《大堰河》《复活的土地》《北方》《旷野》《吹号者》《火把》《雪里钻》《黎明的通知》等多部诗集，鼓舞着苦难中为战取光明而奋斗的人民，也影响着同辈以及后辈的诗人。

　　艾青本人，作为艺术斗士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非常强烈。他的格言录式的《诗论》，几乎涉及了诗歌美学的全部领域。他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努力是建设性的，并往往作用于新诗发展的前沿。他十分重视诗的内容：“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的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的都不是诗。”他也重视诗的形式，但主张：“宁愿裸体，却决不要让不合身材的衣服来窒息你的呼吸。”他揭起“诗的散文美”的新帜，尽管这一知识命题是否科学尚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讨论，但如果把它同倡导“自由诗”、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去理解，我们仍然可以确认：艾青呼吁解除任何凝固陈旧的程序对于新诗的束缚，力主以接近口语而有自然韵律的白话投入与时代脉搏相呼应的抒唱。这正是促进诗歌现代性健康发展的一种积极姿态。

　　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即是不同诗风、诗派、诗格相聚集而达至平衡，达至多样性的统一。“不同”即以敏锐而独特的艺术感受，以鲜活的独创的语言表达，以无可重复的审美个性，去挥洒时代悲欢、人世春秋。艾青的诗，有着和人民的哀乐一致的悲欢，却又是极富个性的——他诗中的自我有独立的人格，也有阔大的胸襟。这是“礁石”的形象：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望着海洋……

　　对于这首诗，不同的评家有不同的评说，产生过理解上的歧义。“礁石”这一客体物象被诗人心灵化以后，有人认为是指屹立于大风浪中的中华民族；有人联系其写作年代背景——反帝反殖斗争的国际浪潮，断言“礁石”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承受打击而从不屈服的象征；也有人认为是诗人高傲品格的自我写照。

　　我曾请教过艾青，他回答得很豁达：“读者随便怎么理解都可以。要允许别人根据不同的经验去体味和想象。不过，有人总不赞成用‘礁石’这个形象，说是暗礁常常撞翻航船。我要说，航船是人开的，人有眼睛，可以躲开走呀，‘礁石’并没有损害别人嘛。”看来这又是一解：诗人的意图，是传达某种深刻的人生经验和人生哲理。那风暴留下过的创伤，那以自由的呼吸激起无休止的海浪，“礁石”是一种生命的符号啊，永远站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