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华

　　别离十二载，满眼皆回忆。末伏头日，我回了昆明，下榻在学府路。应酬之后，已是深夜11时，毫无倦意，开始了我的记忆触摸。

　　五华区有两条颇为有名的街道，一曰学府路，一曰一二一大街。顾名思义，学府路肯定是学校云集，然而两旁真正学校林立的不是学府路，却是一二一大街。一二一大街两侧缀有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大附中、师大附中等学校。一二一大街得名于“一二一”运动，1945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青年学生发起了并得到全国各地响应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光辉事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充分汲取各学科知识养料外，也在“一二一”运动精神潜移默化的感召下，确立了社会人生目标，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提高了奋进勤学动力。

　　从学府路由北向南穿过长约千米的昆工校园，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一二一大街。这是春城的秋夜，颇有点凉意，末伏的秋老虎对春城是无计可施的，不论阳历阴历如何科学的划分节气，在低纬度高海拔的春城面前必当黯然神伤、无可奈何。

　　我曾经也对春城黯然神伤、无可奈何过。2002年全国研究生笔试成绩出来后，我虽然总分超出所报学校录取分数线不少，但公共科有一门没达到单科分数线，落选定然无疑，调剂是唯一出路。我翻找了西部学校的调剂需求信息，最终被云南大学吸引。令我汗颜的是，之前竟然不知道还有个云南大学，更不了解还有个新闻系在招收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后来才知道该专业当年是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也就给了我和云南大学结缘的机会。

　　一个春光明媚的四月天，我从水城姑苏转道上海，经过近40小时的磨练扺达昆明。一路上，我的心情是沉郁的。第二次考研依然败北，调剂结果也不可预料，心里竟然透不进一丝春光。江南的春天一片绿色，阳光打在车窗，沃野千里的生态图在不断变换细节，希望以一种强势力涂画我认知的白板，可惜机车的噪声赐予我少见的拒斥力，继续漠然地掠开这万千景象。当湘西众多隧道在前赴后继地遮盖我的天日时，我才感觉人生还有比某次考试失败更糟糕的事情，健康、生命、阳光、自由、亲人，这些的失去不是更让人沉闷吗？何必作茧自缚自怨自艾呢？我感觉到了地形的海拔在不断地抬升自己的视野和境界。在湘赣边界井冈山生活二十多年的我，才知道云贵高原的奇特与贫瘠。这种石灰岩和喀斯特地貌的群山，哪怕是万物生长的春天，也看不到多少绿色。薄薄土质覆盖的山峦，暴露其不知羞耻的胴体，你才知道植被对于当地人民的重要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故乡井冈群山上的绿色，哪怕是被烈火全部焚毁，也不令人担心她的永逝，来年春天一到，又是漫山遍野的新生命，真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而，云贵高原却绝然不同，你得小心翼翼地呵护那抹绿色，小心翼翼地珍惜那弯清泉，小心翼翼地传承那种生命，如此，才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有不同民族文化的生命赞歌。

　　少数民族文化是云贵高原的璀灿明珠，弥补了地理位置的短板，使云南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世界的顶流，云贵高原的很多城市昆明、贵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成为全球人们向往的异域天堂。我就是在人生失魂落魄的境地来到了天堂春城。火车在晨曦微明时驶入了云南境内，我如同困兽般在铁罐子里闷坐了30多个小时，无论白天黑夜，看风景也不得，呼呼大睡也不行，在迷茫、焦虑、憧憬等情绪的煎熬中缓缓前行，这种命运不可知的等待与期待令人极为亢奋，基本上合眼没几分钟就醒了。长长黑夜在不断延伸我的负面心灵，待到再睁眼时，突然发现车窗外现了微明，原野的轮廓看到了，乡村的轮廓看到了，庄稼的轮廓看到了，山路的轮廓看到了，溪流的轮廓看到了。这是曲靖，云南省少有的大坝子，经济水平较好，城市建设较先进，体现了云南东大门户欣欣向荣的边陲景象与都市气派。云南地处西部，天亮得迟，但从晨曦到天亮的过渡时间极短，眨眼就大亮，接着就看到旭日跳了出来，催着人们一天的生活律动。车厢响起了音乐，广播里向旅客们问候早安：旅客朋友们，你们辛苦了，欢迎来到彩云之南。这个列车早安问候，犹如高原上的清冽山泉，把我神经质紧张的心灵抚慰了许多，心情变得轻松起来，视野变得宏阔起来，思想变得灵动起来。此后十年，我从江西回到云南的旅途中，总是在这早安问候语中得到滋润与激励，让我在彩云之南的学习和工作困境中有了化解之道。

　　两个小时转瞬而逝，出了昆明站，一个人在公交站台寻摸了一阵，坐上驶向云南大学的公交，很快就浸没在这座城市的洪流中。我无知地发现，这里的高楼大厦城市霓虹与上海、苏州、南昌等东中部城市一般无二。初临云南所感受到的乡野气息荡然无存，大城市的钢筋水泥很快把你同化禁锢：框架你的视野，轨道你的手脚，网格你的社交，定型你的思想。此后十年，我既接受了春城先进思想的洗礼，却又受制于其成规思想的缚束，既把自己当作一位新云南人想扎根春城，又时时被故土庐陵文化精灵唆使着背离彩云之南，身心矛盾之苦痛不亚于在江西莲花做山村教师那种前途茫然之苦痛。我曾经与一位大博导、一位大画家、一位大儒商被称之“四大闲人”，可见我们的“不务主业”，皆源于当时的思想“不安份”与依然青春的“无知者无畏”。

　　公交车在春城的清晨‌曳曳然穿行，街道是如此的安静，不大见着行色匆匆的上班一族，卖早点的城市“最勤生意人”也不见踪影，店铺门齐刷刷紧闭，偶有几位未来得及撤离的环卫工人，以及学习过于紧张早起上学的中小学生。传说中走兽大象在春城漫步的景象没发现，飞禽晨曲倒有点百鸟朝凤的味道。在建设路站下了车，向北前行20米，折向东边来到了大名鼎鼎的一二一大街，经过办学八年的西南联大遗址校门，再拐入文化巷北口，由西门进入云南大学。云大西门北侧矗立的一栋混凝土结构曲尺状旧楼房，就是云大学子铭心记忆的东方红宿舍，得益一位朋友的引见，我面试时就借宿于此，开启了我与东方红宿舍长达七年的情缘。这栋房子据说建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全国，我委实弄不明白地处边陲的云南大学为什么把它唤作“东方红”。我总以为，家乡井冈山革命老区与这些词语似乎是天然的联系，没料到这所由留过洋的董泽先生做首任校长的东陆大学，竟然也这么又红又专。

　　东方红宿舍背靠一二一大街，街道与楼房近在咫尺，铁框玻璃不隔音，即使关闭得严丝合缝，半夜也会被狂躁的机车声惊醒，这种刺耳的声音如同一把梭标，从你的天灵盖猛贯而入，瞬间破碎你的颈脖、心脏与下水，使人痛苦万分。我就住在既靠街道又毗厕所的四楼，一会是狂人飙车的雷霆万钧之声，一会是抽水马桶的不死不休之音，原本满住6人中的老高通过什么路子离开了苦海，后来跟我们搞“三个代表研究室”的纳西族朋友老杨也悄悄溜走了。剩下的四人苦熬了近二年，最后一年搬到三楼靠文化巷的房间，稍稍好一些，待到毕业留校后，我搬到窗户面向校园的303房间，终于摆脱了这种噪声，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谈谈恋爱，会会亲友，结婚建立小家庭，儿子生命的孕育，都是在东方红宿舍完成的。

　　当然，东方红的爱情绝然不只是一种红色，而是五彩缤纷的。这栋楼对于爱情是宽容且给力的，男女学生混住期间，以坚如磐石的红漆扶栏楼梯为分界线，东边住女研究生，西边住男研究生，似乎还夹杂一些女本科生。这就打通了大家的爱情之路，为男生追女朋友提供了天然便利。室友小熊率先发出丘比特之箭，在一个人人皆知的三八妇女节，让我作电灯炮，陪他把一束玫瑰花送给我的老乡伍同学，虽然是落花有意注定无果，但却给了我启发:原来三八节是可以示爱的佳日，如同西方的情人节一样，玫瑰花的狂泻之后，促成了不知多少情侣。我小时候认为三八节是劳动妇女休息日的观念得以解构，之后也以花为媒，向一位天津姑献花的同时，不忘加上徐志摩的情话:最是那低头的温柔，恰似那水莲花，不胜娇羞。

　　小熊是个苗族青年，出身贫寒却实诚谦和又深情。他是所在苗寨的第一个大学生，全村老百姓用鸡蛋为他凑齐第一个学期的费用，可是此后的学费与生活费依然没有着落，面临辍学命运。这事被一名记者报道后，引起州长的重视，州长决定自掏腰包资助其完成本科学业，并继续支持他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直至毕业就业与工作，始终得到州长的支持与指导。他也不负所望，工作不过十年就成长为年轻有为的县处级干部。小熊很快把爱情的拳头回缩至他心心念念追求四年的大学同班女同学身上，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又一个三八妇女节的晚上，满脸春光的熊同学买了四个大红香脆的苹果，要我们分享他的爱情喜悦（因为女同学在电话中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了）。后来他也顺利与这位来自苏北的女生步入婚姻殿堂，过着充满苗族浪漫爱情的美好生活。

　　小熊的爱情成功点燃了室友们求爱的熊熊烈火。老时来自中原，研究国际关系，老希望发生国际大事，东南亚稍有政治变动他就十分兴奋，发财机会来了，很多时政期刊约他写这方面的文章，稿费还不少。老时为人低调谦虚，中分浓黑发型笼罩一张白乎胖胖的国字脸，一双小眼睛笑咪咪的，与人争执时总是以“算你䇔”作结，这让相争者极为愤慨:赢就是赢，怎么能说是算我赢呢。他从不谈女生，也没见有过这方面的行动。我们都极为纳闷，难道此人是性冷淡，对异性不感兴趣？在大家的质疑和鄙夷下，他终于忍不住说了喜欢我的一个师妹。我顿时兴奋不已，成人之美的好事者“劣根性”展露无遗，立马给师妹挂了电话，说是老时对她暗恋已久，到了不吐不快的危难境地。那知老时与人家没说上两句话就草草结束，在我们嘲笑其情商太低的时候，情商为零的傻子其实是我自己，原来老时早已娶了个美娇娘为人夫为人父了。低一级的室友小汪来自重庆，是一个情商很高的智者，不但善于学习，而且善于恋爱，谈了一个云南林业大学的女友，和和美美携手共结百年之好。来自上海的老朱是MBA高材生，已经在企业小有成就，与老婆是恩爱的模范夫妻，每天必电话交流，汇报学习与思想情况，是我们心中未来爱情婚姻最美好的样子。

　　来自湖南冷水江的老侯是很有风度的君子，中等师范毕业，在湖南教育学院读了外语专业本科，英语专八证书，颇具西方绅士气质。他家境不错，日常生活用品都较为讲究，衣着整洁挺括有档次，因带有湖南乡音，说话有意偏慢且细声柔语，加上学的是法律专业，活脱脱社会精英模样。老侯对爱情不将就，很多湖南女孩子喜欢并主动追求他，可这位老兄不为所动。后来终于喜欢上了下一级的湖南老乡小遇，老侯的眼光确实犀利，正值青春年华的小遇出落得亭亭玉立、落落大方，不但漂亮迷人而且说话做事直爽利落，典型的湘妹子风格。别说老侯，我一见她也是不由自主的喜欢，不过朋友妻不可欺，咱可不能做挖兄弟墙角的事，唯有的是不断创造机会玉成人家好事。估计是老侯过于柔和的性格不大适合小遇，俩人最终未成事。也许小遇根本没往这方面去想，可怜老侯用情太深，为此愁痛不已，甚至在毕业工作十多年后才寻得另外一个城市的良人为妻。

　　东方红的爱情故事自然不可少了我。向天津姑娘求爱失败后，我先后喜欢上了红河哈尼姑娘、贵阳姑娘、大理姑娘、湖南姑娘和思茅姑娘，最后与咸阳姑娘成就秦晋之好。刚读研究生的第二周，舍友们在纳西族同胞老杨的带领下，去云南民族村感受25个少数民族文化之美。进了民族村，惊为天人的是傣族姑娘的美丽，这个民族崇拜水，认为水是涤净污浊的圣物，相传七女除魔时，天神捧麻点达拉乍的头颅引发大火，七女轮流泼水灭火，最终消除了灾祸，后人以泼水纪念她们的英勇，也寓意驱邪纳吉。我清楚的记得，进入大门的长长通道，架起了成百上千的傣族油纸伞，喷洒雾状雨丝，让初临的游客感受傣族的清凉与祝福。穿过长廊进入傣寨时，门口两两对立的傣族姑娘用柏枝向我们轻轻洒水，再次表达对尊贵客人的敬意。身材修长肤白貌美的傣族姑娘，把月光下的凤尾竹中翩翩起舞的孔雀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此后昆明学习生活工作的十年，我徘徊民族村上百次，没有哪次是不去感受傣女之美傣乐之韵的。在老杨这个好导游的讲解中，我们依次感受了拉祜族的《婚誓》，佤族的《阿佤人民唱新歌》，彝族的《阿细跳月》，壮族的《刘三姐》，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的披星戴月与象形文字，摩梭人的走婚文化，最后来到了哈尼族村寨。我被哈尼姑娘白月所深深吸引，她穿着红衣红鞋，黑裤黑帽也都缀着红边，手上套了八九个细丝手镯，中等个子，纤细身材，鹅蛋脸被大红上衣衬得红彤彤的，玉齿红唇恰到好处地逸出软音柔语，使人不免着迷且沉醉，特别是两弯柳眉映带出的清澈眼神，令人不由自主想去亲近她、怜爱她。我与白月合了影，互留了电话，相约再聚。后来她还来云大看我，在东方红我一个女同学宿舍住了一晚，此后就回红河绿春了。在一次与哈尼族学者李老师回绿春过哈尼新年的时候，我还联系了她，似乎也见上了面。李老师以为我在与她谈恋爱，严肃地告诉我要认真慎重，大意是对待感情之事不要儿戏，其实我没朝那方面去想，也就自然断了联系。

　　贵阳姑娘小孙，与我师妹同一宿舍，不能算是大美人，可能小时候吃了四环素的原因，双齿微黄，但这丝毫遮盖不了她那成熟迷人的女神气质，加上她唱歌特别动听，我一见倾倒，于是约着KTV，可惜在爱情的道路上没有前进半步。大理姑娘小缘是与我舍友小熊小张同坐大理至昆明的车而认识的，小缘过来找他们玩，我亦是一见欢喜，展开了大胆追求。没想到小张也喜欢她，我却一直不知情，我在正面高喊，他却暗渡陈仓，最后是他们有情人成了眷属，我只有躲到黑暗的角落独自疗伤，《情痛抚仙湖》一文便是我当时的真实写照。湖南姑娘是老时的一位亲戚，老时对我很是认可，愿意玉成好事，和湖南姑娘似乎是谈了较短时间的一次恋爱，后来她毕业回老家工作，我们也就缘尽于云大。思茅姑娘是我人生当中真正的第一次恋爱，一见钟情，再见倾心，在约着去民族村过泼水节、看着她被人抬着扔入水缸之时，我陡然生出想要保护她的欲望，一起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拍拖过，一起在滇池之畔游玩过，一起在西双版纳疯跑过，一起去了她的家，一起去了我的家。最令我感激的是，在去我家的第二天凌晨，弥留之际的父亲终于安心走了。是她陪伴我走过人生的至暗，陪伴我尽孝于父亲灵柩前，让父亲前行的路上有了一种安慰，让遗留在人间的我有了一种依赖。然而依然是姻缘凉薄，走着走着还是散了。咸阳姑娘是上天选定，不论双方有着怎样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但却是姻缘的归所，生儿育女平淡是真和舟共济当值一生之坎坷，她才是东方红宿舍的正主。

　　入住东方红宿舍的三天，顺利通过了面试，结识了很多即将入学云大的考友，人生希望的风帆扯满了前进的力量。记得在面试时，抽到的一道题是谈谈对《流星花园》的看法，我虽然没有看过此剧，但却把青春、爱情、人生胡诌得头头是道，让导师们看到一个聪颖奋进、头脑敏捷、逻辑分明的青年，于是成为云南大学新闻系第一届传播学专业13名研究生中的一员。后来听负责招生的曹老师说，在确认调剂名单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接上电话，那就一定是别人进入这13人名单。我在毕业论文后记中专门感谢了曹老师:正是曹老师一个不经意的电话改变了我的窘境，她就像一位天使，把我从绵绵春雨的姑苏河畔引领到阳光潋滟的彩云之南。于是，我开始了在云南大学新闻系的求学生涯。因此，我把三年来对曹老师的感激之情凝结于此，以铭心志。我一直以为，没有曹老师，我在触接到学术殿堂边缘之前还将会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充实而多彩。第一学年各种公共课是大课形式，人数甚众，交流之后，老乡情、校友情、同门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月度一小聚，学期一大聚，一些意见领袖就浮上水面，江西乡党老王就喜欢张罗这种“大事”，必得逐个拜访交流沟通，登记好姓氏名谁电话专业等重要信息，女生会得到特别重视，男生来不来并不要紧，女生少了就会令人失望，尤其是漂亮女生更得到场，这就体现出意见领袖的社交能力和个人魅力，老王个子高挑，帅气健康，说话之前必得老远笑着，伸出手趋步直至你身旁，不管男女都得先握手，然后作半抱状把人家的肩膀或者手臂一拍，显出极为亲切的老朋友模样，嘴里说着“乡情永在”之类的话，把一众江西老乡团结得迷失了自我，不由自主地总想跟他说上几句、聚上一聚。意见领袖一人之力毕竟有限，于是培养提拔一拨年轻的本科生，他们协助老乡会的信息登记、聚会出游、募捐赞助等工作，甚至还要出个小册子，相关负责人邀我为江西老乡聚会作序。我慨然应允，提笔捉管炮制了一篇饱含乡情催人奋进的《聚于斯 乡情于斯》（此文收在我的《几回回梦里稻花香》散文集里），对云南赣人的团结自信豪迈作了如是描述：

　　今天，我们相聚在神奇迷人的彩云之南，感慨世界是如此之小。当有一天，我们分飞各地时，将会喟叹世界又是如此之大，大的让我们不敢奢望某一天的再相聚。带着红土地上的气息，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或许，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乡土情结：鱼米之乡是我们血脉共流的发源地，钟灵毓秀是我们才气横溢的支撑点，红色山冈是我们傲骨壮志的哺乳汁。当我们在沮丧心伤的时候，一声＂老俵＂就会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和奋进的信心。

　　江西人自有自己的一片天空。我们相聚于斯，固然是一种缘分，更重要的是每一处有天空的地方应当有江西人的一方精神家园。我们要在彩云之南这块圣洁、神秘、质朴的土地上撑起江西人应有的天空，浇灌“老俵”们自己的精神家园。为我们的前辈最初的脚迹抹上一袭更鲜艳的色彩，为我们的后辈拓宽一丝更醉心的方土。如果能做到这样，我们心已知足。当我们翻开赣籍云南老乡会的历史时，应当有一笔重彩闪烁在新千年的开端。那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存在，足以说明我们的乡土之情了。因此，当我们耄耋之年时，我们就不会有更多的遗憾抛弃在彩云之南。那时，我们就可以泰然地把酒临风，遥祭告慰欧阳醉翁和王临川了。

　　相聚是为了分别，他乡的分别又是为了故土的重逢。我们为了一种目标相聚在彩云之南，经年后的某天，我们定然会有不同的目标于斯折柳离去，再经年后的某天，我们还将为了共同的目标，重逢于故土。当我们各自分飞后，定然彼此有一种思念，一丝牵挂，一袭灵犀，然后我们定然会在红灯绿酒中忘却彼此，而又会在秋风寒霜中记挂伊人。这样，就足够了，毕竟不枉我们在彩云之南的相识、想熟和相恋了。

　　于是，我们会更珍惜现在，珍惜彼此的缘份，珍惜质朴的云之南黎民百姓赐予我们的一方乐土。或许，经年之后，我们会忘却这片土地特有的神奇和纯朴，但我们是否会忆起翠湖里的一点绿意呢？是否会恋着民族村的风雨桥呢？是否会铭记着野鸭湖上我们洒下的一船笑声呢？是否会梦牵着金殿的仙风道骨呢？或许，我们都会忘却，但不要忘却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香格里拉的三江雪山。纵然连这些也忘却了，但绝不能忘却我们曾经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相聚时的一瞬间，不能忘却我们彼此的友情，不能忘却彼此珍藏的一分信念、一分执着、一分乡情。

　　在浓浓的老乡圈子情谊之外，本班同学自然别有一种亲密无间的圈子情谊。作为新闻系第一届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这13名同学自然是全系和导师们的心头宝贝，第一件重要事情是五位导师（彼时郭建斌老师尚在复旦大学读博士，这让大家对他有了一种神秘感）与研究生们的餐叙。研究生班主任曹老师自然在场，她是穿针引线联结所有人的纽带。系主任张宇丹老师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就敬大家酒。张老师皮肤黝黑，五官线条分明，挺拔硬朗的身姿，说话不紧不慢，颇有些贵族范儿。张老师教授应用电视学与广告学，在讲到他拍摄的《高原的女人》《最后的小脚》等电视片时，绘声绘色的描述立马将教室变成了天然的摄制现场，我们在他营造的的山乡世界上天入地，得到极致的文化美感。张老师的藏书之丰富也令我叹为观止，去他家里参观就是一种入学教育，激起了我们好学上进的雄心壮志。复式楼房的跃层，除了一处健身房，竟然是上百平米的书房，从地面到天花板的书架，一层层坐满了各色书籍，不论书端坐得多高，都有云梯可跨步而上从容取之。这让从小就奇缺书籍的我无限羡慕，把张老师的书房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可惜这个目标至今尚未实现。此次观书也改变了我对张老师的印象，原本以为他只是爱扛摄像机的技术型学者，哪知却是一个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大儒。

　　张老师的开场白后，就是副系主任郑思礼老师的发言。这个精瘦老头（彼时大约54岁），说话抑扬顿挫，严肃的话还未说上几句，就是一阵“哥们儿”“他妈的”快速输出，那种幽默诙谐、玩世不恭的痞帅，瞬间让同学们没有师生距离感，自然而然把他当作一位知心老哥来亲近。郑老师祖籍上海，特爱甜食，却又不胖，身体如同钢铁铸就，不从听闻他病痛过。戴一顶“国军”头盔，骑一辆濒临报废的摩托车，拿着一个铁饭盒子，不论课前课后，都可以在食堂门口看见他坐在摩托车上干饭，如同那种在路上狂飙的飞车少年，他从不顾及自己师道尊严的身份。郑老师口才了得，据他自己说恢复高考读大学时，无书可看，只好把新华字典、汉语词典等辞书给一并背了。他在课堂从不用课件，铁嗓子滔滔不绝无丁点卡顿，记得一次晚上的专业课，不知什么原因停电了，郑老师说反正来了就不能白费，硬是就着黑暗给大家讲了2小时的课，这种摸黑听课的经历估计少有人可以领略。郑老师被列为云大的“四大名嘴”，可他自己似乎并不大愿意栖身其间，老先生总是不屑地谈及一位爱讲“性”段子的名嘴:他懂那个吗？没有亲身经历怎能讲得深刻呢。原来郑老师写过一本《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的奇书，怪不得他不屑，讲“性文化”，又有几人能在郑先生之上呢。

　　单晓红老师开口就是明媚春光，话语未出笑声先到，是一位令人可以依赖的大姐姐，又溢满了母性的温暖。她教授传播学理论，把我们带入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神奇的学术世界，很有艺术地激发我们去思考论争，在冲突交流中领悟深奥的理论。她还让大家走上讲桌给同学们自己上课，我讲了传播学中某个理论的西方源流、最新发展与中国实践，赢得单老师的充分肯定，说我讲课果然是“风度翩翩”（因为我在读大学时曾经给本届几百位同学上过一堂大课，被马哲老师誉为“风流倜傥风度翩翩”）。敬蓉老师是位严肃长者，不苟言笑，却十分良善，从不批评为难学生，总担心哪个学生挂科，十分认真地给我们讲授新闻史，给予我们广阔的专业知识训练。后来我留校任教与她同事，同场述职评聘高级职称，令我对她有了不同于其他同学的近距离学习机会，了解她更多的思想与品格，增添了一生的敬意与惦念。郭建斌老师比我长五六岁，却是学术大咖，据说他曾经有点吊儿郎当，在一次住院之后忽然大悟，一心折腾学术，扎进了只有五千人口的独龙村做传播学的民族志研究，他的博士论文《独乡电视》为传播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是中国传播学界不可或缺的民族传播学研究大家。他教授我们传播学研究方法课，很多艰涩高深的西方理论让同学们头疼不已，单单一个搭桥理论，费了好几个课时，我们还是一知半解，郭老师却非常淡定，一点也不着急我们的无知，课间总和大家点上一支烟，云山雾罩地继续把我们弄晕。郭老师把他导师张国良先生的一个课题拉到云南，我们就成了这个传播学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基层访员，曹老师带队，把我们撒入昆明全城，撒向大理丽江，我才知道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竟然还有这么多不同凡响的少数民族，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降服了我不羁的心灵，使我开始爱上了这个动植物王国。

　　新闻系尽自己所能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学习条件，新设立的图书室几乎找齐了当下所有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图书，研究生们轮值打理这个图书室，有了极强的主人翁自豪感，充分调动了此追彼赶的文蔚之风，增进了十分可贵的同学情谊。除了同学情，同门情又是一处人间的新家与温暖，郑氏门下弟子众多，性情不一才华各具，但在郑老师有趣灵魂的吸附下，大家相亲相爱，一起出游纵酒一起读书写作。我们在澄江留下了“虽非同学少年却依然风华正茂”的铭心记忆，在圆西路留下了“我醉歌我诗，且饮至天明”的店家逐客尴尬，在师母家留下了“每逢佳节不思亲”的千年一叹。我和青山作为开山大师兄，自然要有点勤勉好学的样儿，郑老师给予我们充分自由，只是强调写作是学新闻专业的看家本领，《史记》《鲁迅全集》《世说新语》为必读书目。于是，我开始仿写论文，把课程作业论文试着投稿，有了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感，《利益追逐：西方媒介的本质》《痴女误拂弦：无言语传播现象中人际传播与小众传播类型的双重架构》《电影文化的嫌贫性与乡村创新运动》《传播学视野下的纳西族文化》《对哈尼族口传文化的修辞批评及启思》《亚广告生存状态及规服效果》等便是彼时的习作。研二下学期专业课开得少了，系里鼓励大家多到业界实习，张老师有一句话总挂在嘴边：文学是在彼岸，新闻传播学是在此岸。这就给了我们奔向实践的重要理论支撑。由于生计所需，我同时兼做几个媒体的记者，不但业务能力得以提升，还获得不少稿酬。我专写长稿，同时为生活新报“任我行”周刊、旅行报、大众消费报撰写深度文章，一个月甚至可以拿到5千元酬金，对于研究生而言这是不小的财富。由于很喜欢企业管理类知识，我跟着读MBA的舍友老朱全程听完其所有课程，感觉经济学的魔鬼在我躯体奔腾不已，便在旅行报尝试把深度报道与评论结合起来，每写一篇5千字左右的经济报道，必寻经济学理论做个千字左右的小评论。主编王先生喜爱有加，对我的每期文章都认真品读，小评论更是让他受益匪浅。《旅游消费：没有累积性》《市场主体：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占领市场：铺货要注意产品链》《战略眼光：民营企业家的缺陷》《引进资本：最忌盲目乐观》《市场细分：应注意消费需求》等小评论，《风险体验撬动云南旅游》《锦江西征第一战》《昆明万怡酒店歇业始末探源》《人头经济》《后饥饿销售时代的假日经济》等深度报道，便是我那时的青春记忆与智慧凝结，至今读来我依然是敝帚自珍惊讶不已。这些文章最后集成30万字的册子，既为我摘得校级优秀研究生的荣誉，也成为我留校任教的敲门砖，2008年以《节点与变局》书名出版面世，成为我的第一本草牒。

　　在文化产业研究院任教的七年，我先后做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班主任，教授《创意策划与写作》《文化产业概论》等课程。《创意策划与写作》是李炎院长交给我的新课，全国没有任何教材可资参考，我就找寻了市场营销、文学、新闻传播学、广告学、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书籍作理论源泉，十分卖力地备课。尽管一周也就两个课时，我却要花几周的时间去准备课件。彼时本科生在洋浦校区，我每次乘早班车去讲课的时候，不是闭目养神，而是大睁双眼，努力搜寻这个城市的新广告招牌，那些富有创意的广告词经常成为我课堂的开场白，也成为学生们热烈讨论的新话题。我甚至把自己创作的上百篇散文诗歌分给学生们去配图评析，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同学们也不负所望，除了给我的作品配上十分贴切的图画外，也积极创作各类文学作品，部分学生关于重阳节的十多首诗词后来收到我的散文集《几回回梦里稻花香》，这是师生共同学习真挚情谊的一种见证。

　　在云南大学做老师不同于我以往的教学生活。我不无自得地向人介绍自己: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二十年的教学生涯我始终牢记陶行知先生的那句话: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做中小学教师时，偏僻山村局限了我的视野，彼时也没有线上交流渠道，线下少有的公开教学课及新华书店有限的教辅资料，令我无法进入可以翱翔的知识海洋，中小学普通教师参加官方培训的机会基本为零，真是应了老教师们总结的道理:小学教师只是小学生的知识水平，中学教师也只能是中学生的知识水平。我的知识储备一、二年就耗尽了，别说给学生一杯水，一滴水也是不能了，自己的那一桶水即使尚在，也是一桶死水，几乎没有什么能量。我深深明白，好教师应该要有一弯活水，才能源源不断地给学生提供鲜活的养料。我开始了学历提升考试，汉语言文学专科、本科，英语文学专业等课程考试，让我增长了不少本领，在小学任教毕业班语文全乡统考五连冠后，被中学校长赏识，调去教授语文课。在云大文产院任教后，我依然觉得自己的水不够深度不够鲜活，考博便成了能力跃进的不二手段。本着广种薄收的理念，云南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都作了尝试，当然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不放弃，在艰难的奋争中，2009年我开始了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求学之路，也开启了人生的另一篇章。

　　文产院的领导与同事对我关爱有加，不论个人生活还是教学科研，他们都给予了重要指导与助力。老院长施惟达先生是我导师的大学同学，都是文艺学泰斗张文勋先生的得意弟子，他拍板把我留在了文产院。施院长儒雅之至，从不与人红脸，即使有教授猛然面怼，他也能在微笑间把矛盾化解，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气度与心性，他与我合作主编了《昆明文化产业发展纪实》，给予我写作上的重要指导，我知道了行文时要把事情按逻辑顺序一个个说清楚，别一件事颠过来反过去的重复叙述。李炎院长管理能力与学术水平俱佳，说话极具感染力，让你真切感觉到美好前景就在眼前。他曾经说过：现在大家的收入确实较低，不过以后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分配绩效就是把一堆堆的钱放在桌上，大家各自用布袋子拎回家。李院长胸怀宽广，颇有帅才，能把一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打造成全省及全国的知名品牌，不知耗费了他多少心力。在一次次的学术交流出差中，他告诉我一定不要放过每次发言展示自己的机会，只有不断地表达自己，才能逐渐为圈子所认可，同时也是为文产院的发展添砖加瓦。李院长于多个场合推介我，在一次与兰茶坊签订战略合作后，他嘱我为兰茶坊赋诗题字：谁与众芳竞喧妍，飞石几处世外仙。一缕清香入茶坊，君子恋尘不恋天。2005年前后几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自然惠及了行业学术研究机构，云南省文产办主任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与我院开展了极为紧密的学术合作。李院长派我去省文产办挂职锻炼，跟着领导同事经常出差调研，足迹遍布云滇大地，少数民族文化就是一座无穷无尽的宝藏，助我迅速成长为全国文化产业研究的第一批青年学者。得益于李院长的长袖善舞，我也因此结识了张晓明、熊澄宇、金元浦、齐勇锋、胡惠林、范周、李河、章建刚、范建华等活跃在文化产业研究前沿的第一流学者，增长了不少见识，获得了更多人生经验。张晓明先生后来成为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用哲学所的学术积淀厚植我的理论根基与逻辑思维。范建华先生邀我加盟中国文化产业大系撰写工作，我负责的《对外文化贸易研究》以三种版本走进读者市场，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学术库资助，后又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研究丛书”，并获国新办“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翻译资助在日本出版发行，日译版获得全国“第十八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奖。

　　林艺副院长仙女式的优雅气质，加上青春美丽的容貌，让你在枯燥的科研工作中，找到人间至味的真谛，才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工作方式的美感，和她在一起的调研、学术、交谈、玩笑，总是那么地令人放松，这种举重若轻的人生态度当为世间的大方向。李菊梅书记典型的白族姑娘，端庄内敛，和谒可亲，是令人尊敬的大姐，她在党务工作之余，积极参与科研工作，发表了较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与论文。靳柯老师是经济学的大才子，读研究生时曾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李鹏总理的集体接见，他致力于商业实践，创办企业，成就了学术之外的大事业，当他开着路虎车与大家聚餐时，引得出版社的同仁长久围观不散。靳老师在学术方面也有独到的眼光与理解，与我合作了不少课题，共同署名发表了民族文化方面的论文，凝结了超越同事的深厚感情。他经常操心我的个人问题，连我和哪个女孩子约会都了如指掌，甚至提供经济上的支持，鼓励我大胆追求所爱。马翀伟老师是一位有点童萌的大学者，见人先招招手，嘴巴扁一扁，带笑的眼睛常作线状，使人感到极为暖心。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几十年如一日，特别专注于哈尼族文化研究，对年轻人提携拽拉，诲人不倦，思想的火花贡献不绝，令很多青年学者快速获得了国家级课题。学院聚会时他经常与我私聊，做文化产业研究的同时不要丢掉新闻传播这个根本，他时时提及我求职时的厚厚文集，是我彼时人生困境的一道亮光。陈庆德老师与赵力中老师是同事中神一般的存在，他们的学术地位无可撼动。陈是人类学家，据说系工人出身，最后成长为全国知名的一代学术大师，是有异于常人的天赋且真正下过苦工夫的，他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一言不合连校长都当面大骂，又是个老小孩，从不委屈自己，甚至连得意门生都要绝交。赵是大画家，主攻俄罗斯风格油画，画的都是开国大典、滇缅抗战等题材，据说之前是美术出版社的小美工，最后成长为数一数二的大画家，被云南大学引进到我院，谈到自己作品的妙处时，对我的一般性称赞较不满意，而是意味深长地一笑:不是很好，而是好评如潮哇。他最后为研究院的同仁逐作画像，我的是侧面像，忧郁的眼神被那支黑色的碳笔表现得淋漓尽至，其他同事画像落款都是某某教师存之，为我署上的是“建华贤弟，赵力中”，令人十分感动，此画至今挂在我家中，纪念我与赵先生的君子之交。文产院的年轻人不算太多，除我之外，就是王佳、王莹两位，之后还来了洪斌、陈曦、庆馨、李佳等兄弟姐妹，他们心地善良，为人谦和，待我这个异乡人如自家兄弟，使我真切感受到大家庭的融洽与温暖。

　　进入文产院工作后的第三年，我终于如同事们所愿成家立业了，新房还是东方红宿舍。此后陆续搬到圆西路的云大晟苑、莲花池学府路的戎锦花园，遥购了呈贡区天水嘉园的大房子（没有入住），在云南大学学习工作的十年，以东陆园为核心，以翠湖、莲花池为前后花园，生活半径不超过一千米。翠湖、莲花池是清初云南王吴三桂及其爱妾陈圆圆活动过的地方，环境十分优美，每天引得各色人群前来观瞻。相亲群落与歌舞群落是两座高山，人声鼎沸的男女配对中，丝竹辉映的金蛇狂舞中，游人如织的叫卖声中，使得翠湖喧闹不已，倘若吴三桂地下有知，他是欢喜还是愤懑呢？我曾作诗《翠湖秋荷》纪念自己与翠湖的情缘：丝竹润气柳献荫，圆妃濯莲水益清。遥知兄弟腰折尽，风霜秋荷立玉亭。莲花池据说是陈圆圆投湖而尽之处，显得有点冷清，正应了李清照那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惨惨戚戚”之意境。所幸，作为昆明的幸运鸟红嘴鸥，每年都会从西伯利亚的寒冬迁徙而至，不厚此薄彼地在翠湖与莲花池上空盘旋高歌，时时立在你的手上，吃着昆明人民为它们特备的美味佳肴。我与妻也会带着小儿前来喂鸥，鸟们丝毫不惧小家伙的亲密抓握，待孩子松手后，红嘴鸥不但没有立即离去，而是顽皮地用红嘴啄啄小孩的嫩手，用爪子梳梳小孩的乱发，用翅膀扇扇小孩的脸颊，不是把你逗得哈哈大笑就是把你逼得哇哇大哭。好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时光！

　　人间万事，有高潮即有落幕，不过我没想到文产院落幕得确乎快了些，先是改名文化发展研究院，尔后是院系调整合并到另一家学院。我的前同事们也是退休的退休，分流的分流，各自在新的天地岁月静好，再相聚也就并不那么容易了。我于2013年离开云南后，由于妻儿尚在昆明，还会隔三差五地回去陪伴，但凡时间允许，我便十分珍惜送小孩去云大幼儿园的每一刻，不论是住在云大晟苑，抑或是搬家戎锦花园，前行的目标都是一二一大街，穿过莲花池、踏过铁路轨道，越过云南民族大学，飘过文产院及云大附中，十分欢欣地接送小儿，陪着他奶声奶气地一路诉说班里的各种趣事。离别是不舍的，2012年11月1日在和同事们最后一次的石林长湖相聚时，正值玛雅预言第四个“太阳纪”毁灭日，我作无题诗表达对院领导及同事的感谢：十载东陆变幻间，京都问我愿为贤？志士生当走四方，孝子死可归故田。自古谁不恋婉约，长湖如梦骨如铁。伯乐一曲歌石林，马虽千里任弦牵。此后与文产院也有间或接触，但已是一个外人了。2016年儿子随我来北京读书，二年后妻子调到北京工作，就再也没有返去盘桓过。

　　十二年后的一个晚上，回到了学府路，不顾妻的电话劝阻，我执意沿着从前的足迹走上一走，夜深黄幕下，旧物依然，人事杳然，热闹稍息，执念犹浓。我用手触摸每一处建筑物，用脚触摸每一寸行过路，用眼触摸每一件往日事，用心触摸每一段人间情。惟有触摸，世事如灯；惟有触摸，记忆永恒。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

　　注：本文同名删节版原载于《山花》文学杂志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