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苏轼还会不会写讥讽诗？如果没有大宋变法，苏轼和王安石是否能一起把酒临风？如果宋神宗赵顼（xū）不当皇帝，他会不会成为苏轼的知己？

　　历史没有如果，苏轼不会变得圆润，王安石也不会停止变法，赵顼放不下权杖。御史台官员，根本停不下来对苏轼的弹劾。

　　明人所画的苏轼像

　　御史台为何被称为“乌台”

　　汉代御史台是当时的最高监察机关，院内遍植柏树，常有乌鸦栖息其上。它们早出晚归，在台院上空盘旋鸣叫，蔚为奇观。因此，时人形象地将御史台称为“乌台”或“柏台”。

　　北宋时期的御史台，触角更长更细，它织就了一张细密的监察之网。

　　据《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四》载，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它既是朝堂之上廷辩国是、裁决大政的利剑，也是弹劾百官、肃清吏治的戒尺。尤为令人侧目的是御史们手中那柄无形的利器：“风闻言事”——“许以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朝廷允许他们风闻言事。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既不过问这些言论从哪里来的，也不要求所说的事情一定真实。如果是其他人报告不实，就会被判诬告或者上书欺诈不实的罪名；即使谏官和御史报告的事情不属实，也不会被治罪。

　　这是帝王悬于百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御史台，紧盯百官过失，主掌弹劾；谏院，直面君相，直言得失。二者职能本有分野，一在纠错于已然，一在防患于未然。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御史与谏官的人选渐趋重叠，关注的事务也日益交融。“台谏合一”汇聚成一股更为强大的监督洪流。

　　被百般挑剔的“履新上表”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苏轼履新后上奏的《湖州谢上表》，其中有“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字样。命运的伏笔，偏偏就藏在这看似不经意的笔墨之间，就这样，苏轼开始走背运了。

　　《宋会要辑稿》载，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二日，臣僚上言：“勘会熙宁编敕，诸臣僚不得因上表称谢，妄有诬毁，及文饰己过，委御史台纠奏。”这里提到的《熙宁编敕》，汇集宋神宗即位以来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所颁诏敕、赦书、德音的书籍，由王安石提举删定，共二十六卷，熙宁七年（1074年）正月镂版颁行。可见，在熙宁年间就已经颁布政令，百官不得借着呈送谢恩表的机会，胡乱诬蔑诋毁他人，更不可粉饰自身过失，如有上述举止特命御史台监察举奏。

　　监察御史里行（代理）何正臣审查了苏轼的上表。他从字里行间发现了苏轼措辞的不当和“罪恶”，于是在元丰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上《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札子》，“臣伏见祠部员外郞直史馆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识（疑为“适”之误）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他弹劾苏轼说，纵观历史，从来没有像苏轼这样的人：作恶多端却不知悔改，仗着恶行一贯如此而心安理得，诽谤、讥笑、谩骂朝廷政事，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就连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一旦出现水灾、旱灾，或者发生盗贼叛乱等变故，苏轼必定带头宣扬，把责任都推给新法，而且脸上还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神情，唯恐事情闹得不够大。如今，他更是变本加厉，竟然敢公然上奏章，在新法的奏疏中放肆地进行诋毁和讥讽，其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地步。

　　彼时的神宗皇帝，对此并未理会。

　　《钱塘集》引发祸端

　　苏轼名冠中外，高丽人中也有苏轼的“粉丝”。高丽使者过余杭，曾在市场购买苏轼的文集带回去，他们买走的可能是苏轼《钱塘集》的初版。苏轼的这部几经书商抑或本人修订的诗集随着京杭大运河，转经汴河的商船也抵达了京师。

　　在御史台衙门的蜡烛下，几双眼睛正在检索《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的诗文。这部不断修订并多次再版的诗集，汇聚的不仅是苏轼描摹江南山水间的诗词，还刊刻了他在酒席酬唱中的快意讥评，如今，已经汇集到御史台案前。

　　对于烦透苏轼的新党人而言，他们急需搞垮苏轼，他们害怕苏轼被皇帝重用，因为他太有才华。他们害怕苏轼写诗反对新法，因为他太有影响力。他们迫切坐实苏轼的罪名，所以，《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就已经不再是一部普通的诗集了，而是御史台官员们亟须开挖的“金矿”，还是苏轼编织的一条足以勒紧自己脖颈的绝佳绳索。山雨欲来，刀锋高悬，只待一纸诏书落下，便可缉拿苏轼。

　　元丰二年七月二日，御史台于崇政殿再上《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代理监察御史舒亶弹劾苏轼在《湖州谢上表》及诗文中存在严重政治罪行，指控他“讥谤朝政，大逆不道”。舒亶说，自从陛下推行新政、完善法令以来，持有异议的人确实不少。但他们最严重的，也不过是用花言巧语歪曲事实，编造谗言，作为动摇、阻挠、破坏新政的手段。次一等的，也不过是私下非议、背后诋毁，或者暗中观察、坐等新政失败，以求侥幸罢了。至于像苏轼这样包藏祸心，怨恨君上，公然诽谤辱骂，完全丧失人臣应有节操的，实在是前所未有。

　　舒亶逐句解读苏轼诗句，罗列证据，并将其与新法强行对应。“陛下发放青苗贷款帮助贫苦农民发展本业，他却说什么‘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农民为领钱滞留城市，荒废农事。陛下申明法令来考核地方官吏，他却说什么‘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讽刺重法轻儒，贬低陛下。陛下兴修水利工程，他却说什么‘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治水政策不切实际。陛下严格执行盐业专卖禁令，他却说什么‘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指责盐禁导致百姓吃不上盐。其他只要是苏轼接触到的事物、遇到的事情，随口说出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以讥讽诽谤为主。轻则刻印成书，重则刻在石碑上，传播于朝廷内外，他还自以为很有本事。其中最恶劣的，他甚至引用东汉末年梁冀、窦宪等外戚专权的典故来影射当朝大臣，夹杂一些像‘燕子蝙蝠争论晨昏’之类的小说家言，暗示朝廷是非颠倒，旁敲侧击地牵连大臣，并借此来指桑骂槐地攻击陛下，这简直可以说是大不恭了！”

　　《赤壁图》（南宋 佚名）

　　舒亶指出苏轼身为高官，深受皇恩，却行此悖逆，忘恩负义。舒亶说，经过考察，发现苏轼心怀怨恨朝廷之心，制造诽谤君上的言论，情理上危害深重，事实已经暴露无遗。即使处死一万次也不足以向圣明的时代谢罪，岂止是“不收不宥”就能了事的？他希望神宗皇帝能够秉承古代圣王维护君臣大义的精神，乱世用重典，将苏轼法办，按“大不恭”的罪名论处，以此来警戒天下人臣。他附上苏轼讥谤诗文的印本四册当作证据材料，请求朝廷对此进行彻底调查。

　　这次，皇帝接招了，批示送交中书省审议。

　　同一天，有个国子博士李宜之，也趁机蹭苏轼的流量抢热度，给皇帝上了一状，检举揭发苏轼为宿州灵璧镇张硕家撰写的《灵璧张氏园亭记》中的一段文字包含“四宗罪”：“乱法”“不忠”“废臣道”“讥讽”。“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李宜之解读为“不必仕”是在教导天下人不要有进取之心，这会扰乱朝廷选拔人才的法度。“必不仕则忘其君”，李宜之认为，苏轼这句话是在教导天下人不要有尊敬君主的道义，损害了最大的忠节。“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李宜之认为苏轼这段话表明，天下人都知道无论做官与否都不能忘记君主，唯独苏轼自己有“不做官就会忘记君主”的想法，这完全废弃了作为臣子的根本之道。“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李宜之认为这段话明显是在进行讥讽。显然，在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方面，李宜之是个行家里手。

　　在宋朝初期，国子博士为五品官，到元丰改制，改为八品。虽然品阶不高，但因掌管教育、参与议政，在文化领域有话语权。也许是有人找他推波助澜，也许是他嫉妒苏轼才华暗下毒手，如果不是苏轼这个案件，今天很难记住北宋还有一个李宜之。

　　苏轼的四条“可废之罪”

　　李定年轻时曾跟从王安石学习。考中进士后，担任定远县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孙觉推荐他，被召到京城。他去拜见谏官李常，李常问他百姓对青苗法怎么看？李定说，百姓觉得方便，很喜欢。李常说，现在满朝官员都在争论这事，叮嘱李定别这么说。

　　李定立刻去报告给王安石，还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没想到京城里竟不允许。”王安石非常高兴，说拟推荐他面见皇帝，何不向皇上说说这些情况。当神宗皇帝询问青苗法的事，李定的回答和之前一样，于是皇帝对那些说新法不好的话都不听了。

　　元丰初年（1078年），李定拜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又升为知制诰、御史中丞。元丰二年七月二日，与舒亶同一天，他弹劾苏轼说，陛下振兴国事、推行新政，新提拔任用的人才，都不是苏轼所能认同的。苏轼自己估计终究不会被朝廷赏识重用，于是心怀怨恨，肆意进行恶毒的诋毁；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文字中，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在诗文中，诽谤君上、辱骂同僚，这是法律所不能宽恕的。

　　接着李定罗列了苏轼的四条“可废之罪”：

　　罪状一：恶行暴露，不可姑息。苏轼先前就散布诋毁新政的言论，陛下宽容，不予追究，希望他能改过自新。然而苏轼却死不改悔，他的罪恶已经昭然若揭。

　　罪状二：屡教不改，日益猖狂。古时候的圣王，先进行教育，如果不听从，然后才加以惩罚，这是因为我们对他的等待已经仁至义尽，然后惩罚侮辱才会随之而来。陛下对苏轼的等待和宽容可以说已经到顶了，但他那些傲慢悖逆的言论，却一天天在朝廷内外传播开来。

　　罪状三：巧言惑众，行为顽固，罪该处死。苏轼所写的文章词句，虽然不合正理，但也足以蛊惑世俗之人，这就是所谓的“言语虚伪却头头是道”。他当官态度轻慢，不守法度、顽固不化，不服皇帝的教化，这就是所谓的“行为虚伪却固执不改”。言语虚伪却头头是道，行为虚伪却固执不改，按照先王的法令，是应该杀头的。

　　罪状四：明知故犯，诽谤新政。《尚书》说：“刑故无小”，处罚故意犯罪，再小也不轻饶。明知故犯，与无知而犯错是不同的。苏轼熟读史书传记，难道不知道侍奉君主要守礼法，诽谤君上要受惩罚吗？他肆意发泄心中的愤恨，公开进行诋毁污蔑。而且早在应考制科的对策文章中，就已经流露出厌恶褒奖新法的意思。陛下修明政治，革新法度，他怨恨不被重用，于是就将新政全盘否定、肆意诋毁。

　　李定步步为营，环环相扣。他说苏轼的言行，已经到了严重伤害教化、扰乱风俗的地步了。陛下励精图治，本应天下大治，但至今未达理想状态，原因就在于苏轼这类人的“虚名浮论”蛊惑人心、阻碍新政。李定从执法者的身份和角度说，他的职责就是纠察奸邪，对苏轼之罪不能姑息。他恳请陛下动用重典，即极刑，达到打击奸邪气焰、激励忠良之心、明辨是非、革新风俗的良好社会效果。

　　神宗皇帝在奏章后批示，将此奏章连同其他三份状子（包括舒亶、李宜之等人的弹劾）以及苏轼诗文集册子一并送交御史台彻底查办并上报结果。这，直接启动了“乌台诗案”的司法程序。

　　神宗皇帝下诏，命令知谏院张璪和御史中丞李定共同负责调查审理苏轼一案，并将结果上报。李定随后提出请求，希望选派官员参与审理。同时要求罢免苏轼的湖州知州职务，并派遣办事人员去湖州抓捕、押送苏轼。

　　皇帝在批复中命令：改由御史台选派一名朝廷官员，凭借驿站快马去执行抓捕、押送任务。皇帝还严令负责此事的官员，必须上交一份保证书，保证在抓捕押送过程中不会发生任何疏漏、差错。那份罢免苏轼湖州知州职务的朝廷公文，就由这名派去执行抓捕的官员负责带去湖州当场宣布。

　　苏轼即将迎来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将被押送到御史台接受审讯。这成为苏轼人生的“分水岭”，那个曾经踌躇满志的“仕人”，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的“士人”。文并供图/ 刘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