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勇

　　我的沈阳时光，那么平淡就过去了，水过无痕。

　　Δ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作家祝勇 李强 摄

　　一

　　我后来写江南，写西藏，写那些地方的文化在我心中造成的冲击与欣喜，却很少写沈阳，唯一一部关于故乡的书，是《辽宁大历史》（后修订为《辽宁传》再版），但那是在辽宁出版集团俞晓群、柳青松几位朋友的“威逼”下完成的（连“利诱”都没有）。我的作品越来越多，但我的写作始终有种无依感，就像一只鸟，在天上飞了很久，却找不到一棵树可以落下来。

　　苏东坡说“拣尽寒枝不肯栖”，说的就是我吗？

　　大雪停时，我发现自己正站在紫禁城里，四周是宫殿飞檐围出的起伏的天际线，头顶是一方碧蓝的天空。

　　那里是我们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汇聚地，当年的大清王朝，也是在这里落了脚。我走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在这座城，找到了自己的根。那是文化上的根，紫禁城的一切，让我既熟悉又陌生，既激动又安静。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美国作家福克纳大部分作品的故事发生地），有了自己的呼兰河，有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我写《旧宫殿》，写《血朝廷》，写《国宝》，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就这么一路写下去。

　　我自己都无法解释，我的寻根之旅，怎么就寻到了故宫——一个本属于帝王将相的生存空间？它就像一个宽厚安稳的容器，不加挑剔地接纳了我，而我，竟然也感觉与它精准地合一。

　　我隐隐地感觉到，在这浩大宫城的石板下面，有着一组巨大的根须，贯通着我身体里的筋脉血肉，让我的情感永远波澜起伏。于是，帝王将相、嫔妃宫女，乃至博物院的前辈学人，纷纷汇聚在我的笔底，演绎他们的悲欢，永不停歇。在走遍中国之后，我发现我的故乡就在故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Δ 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博物院供图

　　二

　　我终于明白，所谓的故乡，未必只是一个地方，它可能是一种文化，一种让你折服、让你激动、让你朝思暮想的文化。

　　而我，从来没对沈阳朝思暮想。

　　而沈阳，几乎退成我生命中的一个远景，联系日益淡薄。

　　其间也经常回去，由于我的父母都不住在沈阳，在沈阳也没有任何亲戚，除了去辽宁出版集团办事，就是与同学小聚，每次都行色匆匆，我已变成一个标准的过客。

　　我也不会想到，我对这座城市的感觉会发生变化，连自己都猝不及防。

　　那时，我已经离开沈阳三十年。我每次回去住的华人国际酒店，是我读书时常常经过的农垦大厦。

　　傍晚时分，从大厦出来，天刚好落雪，是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天气很冷，是沈阳独有的冷，冷得通透，冷得过瘾。

　　那一刻，我突然有些恍惚。

　　雪幕抹掉了城市的喧嚣，让我恍然置身少年时的街上。我穿好大衣，到街上走走，我觉得一拐弯，就会撞见少年时的自己。

　　那时的沈阳，单调而沉静，清贫而朴素，苏童写《白雪猪头》，我在自己的记忆里见证过，因为那些平静而温暖的市井纠葛，只有那个年代才有。

　　暮色降下来时，我想循着街道，走回我从前的家。

　　窗子里，有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在厨房里忙碌，准备晚饭。那时的他们，比我今天还年轻吧。

　　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

　　那一刻，我的眼睛突然湿润。我突然意识到，我与这座城市的联系并没有被阻断，它只是在某一个阶段被掩盖了。

　　这座城市原来就潜伏在我心底，从来不曾离开。

　　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肌肉发肤。

　　Δ 沈阳故宫雪景 新华社记者 陈为 摄

　　三

　　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在我心底，早就藏着一个故宫。

　　那是沈阳的故宫——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在沈阳定都那刻起就已经开始修建这座皇宫，十余年后的1636年完工。一直到风雨如晦的1644年，清军入关以前，这里一直是清朝的皇宫。（公元1636年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到入主北京紫禁城前，大清王朝已经存在了八年。）

　　在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那座空寂的宫殿，曾是我奔跑的广场（20世纪70年代少见游客，更没见过今天这样的旅行团），尽管那时对它的历史，我还一无所知。

　　在北京故宫查找院史资料，查到“文革”后期在奉先殿举办的“泥塑《收租院》展览”，我才猛然想起，读小学时，曾在沈阳故宫看到过相同的展览。

　　作为美术界对阶级斗争理念的回应，雕塑艺术家们为旧社会营造了一种阴森的空间效果，让少时的我一走进展厅，心底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它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后来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写作《反阅读》一书时，还专门写到这一幕。

　　后来越来越多地涉猎清史，我发现沈阳故宫越来越回避不开。它是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坐标，有了它，才有北京的紫禁城。

　　沈阳故宫博物院方面有人提出：“我们把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承德避暑山庄和北京的其他皇家建筑群都称为‘大故宫’，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也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故宫学与沈阳故宫》，第 20 页，故宫出版社，2017 年版）

　　当然，对沈阳故宫的记忆，连同我对历史、对古典艺术的兴趣，早已深埋在我的身体里，只不过我自己没有察觉而已，在北京故宫，那座巨大的宫殿里，才被一点点唤醒。

　　Δ 沈阳故宫 光明图片 邹新江 摄

　　四

　　我关注故宫博物院史，写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又写虚构作品《国宝》，发现沈阳故宫又成了一个闪躲不开的存在，因为在南迁的故宫文物中，就包含着来自沈阳故宫的文物。

　　1914年，中国第一个以皇家藏品为主的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成立时，就已经从沈阳、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调集了文物，并将北京故宫武英殿和文华殿改造为陈列室，后来把三大殿也作为展室，武英殿西侧的宝蕴楼就是古物陈列所当年的文物库房。

　　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一万九千多箱文物中，包括了古物陈列所委托南迁的文物，其中当然就有来自沈阳故宫的文物。由于沈阳故宫文物的编号皆以“奉”字开头，这批文物就被称为“奉字号”文物。

　　后来故宫人带着文物南下西迁、东归北返，“奉字号”文物也跟着故宫人走遍大江南北，最终一部分随着故宫文物回到北京，一部分文物留在南京，还有一部分文物去了我国台湾省，存放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长篇小说《国宝》中，我虚构了一个主人公，叫那文松，就是沈阳人，父亲是文化官员，自小在沈阳故宫长大。九一八事变后，那文松经历了家破人亡，逃出沦陷的沈阳城，流浪到了北平，进了北平故宫，参与了文物南迁，是名副其实的“从故宫到故宫”。

　　那文松这个人物形象是以几位故宫博物院前辈为原型的，但这几位前辈中没有沈阳人，把他设定为沈阳人，恐怕还是我的故乡情结在“作祟”。

　　2025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也是沈阳故宫营建四百周年，20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这特殊的时间节点暗含着两座故宫的历史渊源。

　　2025年5月，我接受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邀请，回沈阳举办了一场《故宫文物南迁》和《国宝》的新书分享会，作为沈阳故宫营建四百周年系列活动的首场。沈阳故宫博物院孟繁涛书记、郑庆伟院长、于明霞副书记、苏阳副院长都出席了这场活动，故乡的读者们也给予了我热情的鼓励。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交流，活动现场打出的主题词，精准地诠释了两座故宫博物院的历史联系：

　　北京故宫与沈阳故宫一脉相连

　　共筑中华瑰宝传承

　　Δ 朝霞下的北京故宫西北角楼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五

　　我想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自己的故乡。

　　所谓故乡，就是隐伏在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却可以在某个生命节点被突然触痛的情感，是一到某个特定时候就会涌现出来的旧时光，是我们生命的底色。

　　我们可以疏远，可以忘记，却没有人能够抗拒——三十岁时可以抗拒，到六十岁，你绝对抗拒不了。

　　或许有人会说，乡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现在连“乡”都没有了，还“愁”啥呢？

　　故乡的意义，是被过去时代的地域差异凸显的，所以过去的诗人，才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如今已是全球化时代，地域的差距早已被抹平了，城市的面貌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信息、物产甚至风俗，都可以分分钟共享，他乡与故乡，差不多已经等值。

　　但故乡仍然是在的，因为它不仅体现为空间，也体现为时间。

　　它是注定回不去但会在我们内心里一次次重返的岁月。

　　它就贮存在我们的身体里，存得越久，利息越高。

　　我终于明白，我对故乡的那份情感，为什么会因一场普普通通的雪而被激发——故乡，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这场雪中被突然接通。

　　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会将故宫当作自己的文学的故乡，因为那也是一种乡愁，一种更大的乡愁。那故乡，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经埋藏在我（们）的血脉、基因里，所以才在文字里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作者简介：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新散文代表作家,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艺术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历史纪实《重访甲午年》《最后的皇朝》《觉醒的年代》等数十部。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当代》文学拉力赛2017年散文总冠军、2019年长篇作品总冠军、2020年长篇作品总冠军等多种奖项。

　　监制/ 胡小华

　　主编/ 刘建林

　　责编 / 任占华

　　编辑 / 滕跃升、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