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勇

　　三年级是一个新的开始。1977年，我告别了医院，也告别了“抗大”，走进了正式的小学。

　　Δ 作者祝勇 孙佳妮 摄

　　一

　　我读的是八一小学，果然要比抗大小学“正式”得多，主楼是一座漂亮的罗马风格建筑，十级半圆形台阶之上，左右各有两根直贯顶檐的多立克柱子，门厅之上，是宝瓶透龙栏杆弧形阳台。

　　这座小洋楼曾是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的公馆，建于东北易帜那一年（1928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东北军区子弟小学，校长是杜平（开国中将，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夫人，后来交给了地方，改名为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小学部。

　　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延安里，小院儿的正对门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十大选出）、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住处。我有好几次看到他来我们小院儿散步，穿一件白色老头儿衫，身边只跟一个警卫员，我们小屁孩儿就跟在他后面转悠。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位胖胖的老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曾以一个营的兵力打垮日军的一个大队；淮海战役中率部连续九天急行军，协同其他部队形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并担任主攻，激战两天一夜，攻占了双堆集东侧敌核心阵地，为全歼黄维兵团和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指挥第十二军、十五军所属部队，击退敌人数百次猛烈进攻，赢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开国中将，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政委的曾绍山也住在附近。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军区的澡堂洗澡。一出院门，就撞上了曾绍山。父亲立刻下车敬礼，还对我说：“叫曾伯伯好。”曾伯伯问我父亲：“这是你儿子吧？”还问了我在哪儿上学，父亲说是在八一小学，他又问我学习成绩好不好等。

　　后来，我才知道，眼前这位矮矮瘦瘦、和和气气的长辈，曾在长征中三过雪山草地，抗日战争中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曾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在朝鲜战场上威风八面。这位共和国战将、后来只能在电视剧里见到的传奇人物，我竟然在自己的童年里与他擦身而过。

　　现在想想，我九岁的时候（1977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二十八年，距离抗美援朝只有二十多年。站在那个时间点上回望抗美援朝，就像站在今天回望2000年一样，是近在眼前的事，许多传奇人物不仅健在，而且年富力强，还没有变成《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类小说、影视作品里的人物，像曾绍山伯伯，那时只是六十有三。

　　我自己的外公（当时在辽宁省军区锦州军分区），不就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吗？他们就活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可能与我们不期而遇。

　　现在想来，是多么神奇的事。可惜我那时太小，不能从他们身上汲取更多的东西，而父亲与他们的交往，或许因工作涉密，也很少向我提起。

　　Δ 作者就读的八一小学教学楼之一，原为张廷枢公馆 王勇摄

　　二

　　我念八一小学时，经常有同学逃学，第二天被班主任揪到教室前，“审问”他旷课去干什么，他说他去了“太阳街”，全班同学都笑了。他说的“太阳街”就是“太原街”。至于为什么叫“太原街”，不叫“太阳街”，“太原街”跟太原有什么关系，无人深究。

　　其实，沈阳的许多街路名都是用国内的城市来命名的，除了太原街，还有北京街、南京街、柳州街、南宁街、桂林街、天津街、哈尔滨路、丹东路、抚顺路、营口路、铁岭路、盘锦路，正像上海最繁华的街道不叫上海路而叫南京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不叫沈阳街而叫太原街（另外一条繁华商业街是中街）。

　　小朋友们还没弄清楚这条街叫什么，却知道那里是最好玩的地方，可以看到百业繁荣，可以感受人间形色，自然比枯燥的教室要生动活泼得多。

　　我想起大约2003、2004年的时候，在凤凰“玉氏山房”与黄永玉先生聊天，黄永玉先生与我谈起他的童年，最得意的就是他的逃学。他说自己是个逃学大王，留过五次级，人家都叫他“黄逃学”，每次留级都有四五十个同学，所以他的“同班同学”可以多达二百人。

　　他问我：“想不想知道我怎么骗我爸爸？”我点点头，他说：“我告诉他：‘学校放假了。’谁知有一次爸爸揪着我到学校看个究竟，我想，这下惨了，谁知回到家后爸爸竟拍着膝盖大笑：‘你怎么老撒同样的谎呢？！’”

　　逃学去干什么呢？他说：“许多地方都可以去。东南边街上，整条街都是工匠，我每天都去看。明明不必要走那条街，偏要走那里。（看雕刻的木工）今天雕到哪里，雕到鼻子雕到眼睛了，明天雕到手了，我的雕塑就是从那里学的。我又没有进过美术学校，怎么学雕塑呢？粗坯怎么做、底下怎么做，这是讲木雕。那是讲究的，非常讲究的。”

　　对于“没有进过美术学校”的黄永玉来说，自然民间是他最好的老师，鱼跃鹰飞，活色生香，最能吸引一个孩子的目光。好奇心，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而我，自小是“好学生”，是班干部，要以身作则，不屑于逃学。终日埋头于题海，对生活的认知是单薄的，以至于立志成为作家的我，在很多年中都自愧于“生活底蕴”不足。

　　帕慕克童年时也发过类似的牢骚：“我不想去上学了。在学校，时间仿佛静止不动了，万事万物皆被挡在外面——校门之外。”“我不想去上学了，那里没有我喜欢的任何东西。”“我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我真想变成外面的云彩。”“橡皮、本子、钢笔：拿它们去喂鸡吧！”

　　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学生，自己从不逃学，甚至还帮助过逃学的同学“改邪归正”。当时，我就读的一二六中学，有一位姓黄的同学，逃学逃大发了——竟从家里偷了钱，一个人跑到大连玩儿。他父母又气又急，找到教委求助，教委的钱怡老师便将他“调剂”到我们班。班主任苏丽菊老师把“帮扶”他的光荣任务交给我，而我呢，也算“不负众望”，最终把他“改造”成了一个爱学习的学生。

　　现在回想起来，黄同学偷家里的钱固然不对，但他那股子敢闯的劲儿，倒真让人佩服——一个半大孩子，敢独自跑到外地去见世面。这份好奇心与勇气，倒是很适合成个作家。只是社会复杂，江湖凶险，不是一个少年能轻易应付的。一不留神走上歪路，却是件危险的事。这件事原本我早已忘记，后来去看望苏老师时，她还笑着提起了这段往事。

　　我虽然没有逃过学，但我童年多病，请病假是常有的事。请病假是变相的逃学，可以光明正大地不上学，不用去听那些枯燥的课文。在家里待着，拥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然而，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干的，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游戏，所以这个自由有点儿浪费。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只能借画画、听广播、看书来打发时间。这里只说读书。

　　生病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有了连续读书的时间。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阅读的收获甚至远远超过了课堂上的学习，因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是有边界的，而读书的收获是没有边界的。那时，我读到的书籍已经不限于革命文学，而是开始向外国文学名著延伸，“营养”全面了，我的精神“发育”也就愈发健康了。

　　我曾偶然从演员陈冲的微博上读到这样的话： “我成长的年代书籍十分稀有，比我大一些的邻居，从抄家物资中偷到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个人躲在家里抄写，每页都垫一张蓝色的复印纸，这样就可以同时得到两份。我也借到一叠模糊不清的纸张，印象中它没头没尾，大概只是书的一部分吧，让人看得云里雾里，但我捧着它就像获得了什么强大的护身符，觉得突然长大了。

　　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吗？我发现了书的魔力。当目光触碰到某个特定的文字组合，我便可以拥有另一人的意识、另一个人的梦、另一个人的爱与恨；可以在他的瞳仁里看见自己，用他悲痛的眼泪洗涤我的伤口，用他的凯旋的歌声面对我的挫败；可以在一千面魔镜中成为一千个他，翻越一千座山、穿过一千个森林、蹚过一千条河流，通往一千个目标……”

　　陈冲在微博里说：“赫尔曼·黑塞曾这样写过：在所有非自然赋予的，而是人为自己创造的礼物中，书籍是最伟大的……如果没有文字、没有书写，就没有历史、没有人性的概念。如果你想把人类精神的历史容纳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比如一栋房子或一间屋子，并将它化为你的历史，那只有以书的形式。”

　　陈冲说，“黑塞的时代，文字还未被转换成0和1的二进制代码，也不存在那么多其他的叙事方式，但写作和书籍见证、记录和阐述了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持续了人类意识，显然具有永恒的功能，也的确是一种礼物。”

　　我比陈冲略小几岁，成长的时代背景大抵相同。我们错过了一些东西，好在没有错过太多。我家里有两个大书架，都是父亲买的书。那个年代，住房紧张，很少有哪个家庭有两个大书架，自上到下放满了书籍。

　　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全集选集，就是四大名著、鲁迅著作，再有就是外国文学名著和《史记》《焚书》这类传统典籍。后来改革开放，父亲买的书就越来越多，许多曾被列为“封资修”的书籍都放开出版了，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又重新回到中国人的书架上。

　　我至今记得，父亲用他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我讲《基督山伯爵》，他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欲罢不能，于是干脆从书架上找出原著翻看。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读书这件事，至于它给我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变化，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得以显现。

　　读余华的散文集，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克林顿还在当美国总统时，有一次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白宫做客，在座的作家还有富恩特斯和斯泰伦。酒足饭饱之后，克林顿想知道在座的每位作家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答是《基督山伯爵》。

　　为什么？马尔克斯说《基督山伯爵》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最伟大的小说。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年轻水手被打入伊夫堡的地牢，十五年以后出来时居然懂得了物理、数学、高级金融、天文学、三种死的语言和七种活的语言。”

　　余华还说：“我一直以为进入外国经典文学最好是先从大仲马开始，阅读的耐心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大仲马太吸引人了，应该从他开始。”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让我意识到，大仲马的这两部巨著（指《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之书，也是一个读者垂暮之年对经典文学阅读时的闭门之书。”

　　《基督山伯爵》对金庸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金庸认为它“不单只是单纯的娱乐作品，而是放射着雄壮的世界文学的不朽之光”，以至于他的小说《连城诀》，狄云在狱中得到丁典授以《神照经》的描写，几乎照搬了《基督山伯爵》的情节。

　　《基督山伯爵》的影响力太大了，要写一部《〈基督山伯爵〉阅读史》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很幸运，我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是从《基督山伯爵》开始的，尽管这部四卷本的巨著至今也没有看完。

　　Δ 作者痴迷的法国文学名著《基度山伯爵》 孙佳妮 摄

　　三

　　《福尔摩斯探案集》是适合在病中阅读的，《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冒险史》《恐怖谷》《归来记》都令我深深沉迷。这些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充满悬念，拿得起放不下，让我转移了对病痛的注意力，去关注那些离奇的案件。

　　今日回想起来，《福尔摩斯探案集》最成功之处，还不是它对破案过程的描述，而是它对人物的刻画。人物塑造的成功，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与当今许多悬疑小说的最大区别。《福尔摩斯探案集》不仅讲事，更讲人，这符合文学创作的原则，即周作人所说的“文学即人学”，离开了人，没有了人的温度，文学创作就成了缘木求鱼。

　　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鹰隼般的目光（从别人忽视的细节中找到线索），睿智的头脑，幽默的语言，突出的个性（喜欢听好话，对女性比较反感），以及特点鲜明的外形（鹰钩鼻、下颌方正突出、身体消瘦颀长、喜欢拿烟斗与手杖），都深深楔进我的脑海里。

　　最吸引我的，还在于福尔摩斯是一个博物学家，从别人鞋上的泥印、手指上的烟火熏痕，他都能推算出他们的履历，真是长了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当然，我也相信柯南·道尔有夸张的成分，但他的叙述让这一切变得可信。

　　这一点很像《基督山伯爵》里那个和邓蒂斯一起关在伊夫堡地牢里的老神父，他不仅有渊博的知识，可以把修昔底德、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斯宾诺莎、马基雅维里等文化巨匠的书全部背诵出来，通晓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具有超凡的能力，身处暗无天日的黑牢里，竟然可以用鳕鱼头部的几根软骨来做笔，用黑牢壁炉表面的烟灰和每个礼拜天可以喝的酒来制作墨汁，把自己的著作写在两件衬衫上，让他在漫无边际的囚禁岁月里，体验到“在历史里驰骋往还”的快乐。

　　福尔摩斯原本是虚构人物，但是作家柯南·道尔对他的刻画太过真实。他乘坐大家熟悉的马车或火车，出没在伦敦的大雾中，住在众所周知的公寓里，阅读《每日电讯报》和其他流行的报纸，与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来往接触……使人很容易相信他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这种把虚构人物放置在真实环境里出没的写法，后来被我运用到长篇小说《国宝》的写作中。

　　尽管福尔摩斯是一位19世纪的人物，生活在遥远的英伦，但在1977年的沈阳阅读的我并不觉得他很遥远。许多读者也都和我一样，认为有这么一个真人，还有人给他列出了“生平年表”。他在小说中的住所——伦敦贝克街（Baker St）221B号，也被设置成福尔摩斯博物馆（Sherlock Holmes Museum）。更有甚者，英国皇室决定授予这位福尔摩斯以爵士爵位，这是授爵条件苛刻的英国皇室第一次给一个文学虚构人物授爵。

　　《福尔摩斯探案集》在叙事策略上也是很讲究的，它没有采用全知视角以第三人称去讲述，也没有以福尔摩斯的视角（第一人称），而是采用了福尔摩斯助手华生的视角。

　　这是一个限制性的视角，华生知道案情，但他不知道福尔摩斯怎么去破案，不知道福尔摩斯一系列行动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就在案情的悬念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福尔摩斯怎么去破案的悬念，是彼此叠加的悬念，叙事上也形成了一种“双层结构”，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独特的魅力所在。

　　鹰钩鼻的福尔摩斯伴随着我的成长，但我从头读到尾的第一本“大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今天的人们，或许无法想象这本书在当时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我不知道它的中文译本总发行量是多少，我只知道这本书是那么深地楔进了许多人的青春记忆，成为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柱。

　　这是一部成长小说，把主人公保尔的精神蜕变放在十月革命的广阔背景下，革命与爱情的主题彼此交织，互相激荡，令人心驰神往。许多人把这本书的阅读经验送给了成长中的自己。

　　莫言老师也曾谈到过他阅读这部小说的经历，他说，“（我）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保尔和冬妮娅，肮脏的烧锅炉小工与穿着水兵服的林务官的女儿那迷人的初恋，实在是让我梦绕魂牵，跟得了相思病差不多。多少年过去了，那些当年活在我脑海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从冬妮娅向保尔真诚道歉那一刻起，童年的小门关闭，青春的大门猛然敞开了。”

　　许多人的阅读记忆里都少不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除了这部小说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力，我想还有一个原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少年成长小说，暗合着我们的心路历程。当然，保尔生活的时空与我们差距巨大，这种差距，又诱发了我们的幻想，乃至他后来经历的所有苦难，对我们都成了一种召唤。

　　从时间上推算，莫言老师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十一岁左右，小学五年级，与我读这本书时的岁数差不多，只不过莫言老师读它是在“文革”前，我是在“文革”后。我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不是像莫言老师那样就着油灯读，而是每天完成作业后，在台灯下阅读。每天差不多读上几十页，那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也是每一个白天最期待的时光。

　　我庆幸，那时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光怪陆离的事物诱惑着孩子。阅读让我拥有了美好而安静的童年时光，默默地引领我精神的成长。我贯彻了一生的睡前阅读，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Δ 《基度山伯爵》内页 孙佳妮 摄

　　（本文节选自《从故宫到故宫》一书）

　　作者简介：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新散文代表作家,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艺术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历史纪实《重访甲午年》《最后的皇朝》《觉醒的年代》等数十部。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当代》文学拉力赛2017年散文总冠军、2019年长篇作品总冠军、2020年长篇作品总冠军等多种奖项。

　　监制/胡小华

　　主编/刘建林

　　责编 /任占华

　　校对 /滕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