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丹妮

　　1950年，周总理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出发前，他听说有个叫马列的年轻人在大连市委做外事工作，曾在延安外国语学校学过俄文，就把他叫上了。

　　一路上，周总理把马列的家庭情况查了个底儿掉。当得知马列全家老少三代都是共产党员，他说：“像你这样的革命家庭还真很少见。”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父亲马列就调到周伯伯(西花厅的孩子管周总理都叫周伯伯，管邓颖超都叫邓妈妈)身边做外事秘书工作了。

　　Δ 1953年夏，邓颖超（后排左五）在颐和园听鹂馆和老战友及子女合影。

　　“丹妮”这个名字起得好!

　　不久，母亲和哥哥也来到北京，为了方便工作，我们一家人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两年后，母亲在中南海门诊部生下了我。

　　母亲生我时，父亲恰好随周伯伯在莫斯科出差。在用晚餐的时候，父亲接到我国驻苏使馆打来的电话：“北京来电话了，你爱人生了，是个女孩，取名叫丹妮!”

　　父亲激动地立刻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大家，并说谐苏联女英雄卓娅丹娘的音，取名叫丹妮。

　　周伯伯在饭桌上高兴地说：“我们马列有女儿了，叫丹妮，这个名字起得好。来，让我们为小丹妮干杯!”

　　从那时起，我就成为西花厅这个温暖大家庭中的一名新成员了。

　　父亲在周伯伯身边工作后的头10年，历经抗美援朝和大规模苏联援建，与苏联的外交事务繁多，那时几乎没有时间照顾我们。

　　有段时间，母亲到外地工作了。因此，在1966年离开中南海之前，我幼儿园、小学都住校，每逢周末、寒暑假就回到西花厅的家。

　　伴随我的常常是大院里假山石上的小蜗牛、柳林里的布谷鸟和蝉鸣声、水池中的小金鱼和开满整院的海棠花……

　　西花厅太安静了，可中南海是我们孩子们的乐园，夏天游泳、春秋划船、冬天滑冰，和周伯伯一起看电影、打乒乓球；和邓妈妈散步、聊天。

　　我有着一般孩子享受不到的幸福快乐童年。

　　Δ 周总理家的小饭桌

　　在周伯伯家吃窝头

　　每逢周末，我都拿着父亲给我留下的饭票自己到食堂吃饭。在一个冬天的周末，天都擦黑了，桌子上没有见到饭票，肚子饿得不行，就去敲父亲办公室的门(办公室在周伯伯家的西厢房)。

　　也许是院子太安静，惊动了邓妈妈。她忙走过来，说：“小丹妮，别敲了，你爸爸出去办事了，过来，跟我和你周伯伯一起吃晚饭吧。”

　　邓妈妈让我先洗手，随后来到客厅外间的小方桌旁坐下。当时，我想：和周伯伯、邓妈妈吃饭，一定可以解馋了。可没想到，在一国总理的家，工作人员端上来两碟炒青菜、一盆汤，主食居然是一盘窝窝头。

　　周伯伯生活十分简朴，这是众所周知的，何况当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很紧张，老百姓普遍吃不饱。作为一位热爱人民的总理，他这样要求自己是很自然的事了。

　　邓妈妈给我夹菜，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儿，问我学校伙食怎么样。单独和周伯伯、邓妈妈一起吃饭，我也并不感到拘束。

　　我说在学校食堂里经常有窝头，大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意吃。

　　听我这么一说，周伯伯安慰我说：“小丹妮，今晚没什么好吃的，一会儿吃点儿水果吧。”

　　西花厅院子里有许多海棠树，一到秋天我们都会分到很多海棠果。

　　邓妈妈那儿有了什么好吃的水果，不是送给我们点儿，就是让我们到她家去吃。

　　童年的我，对周伯伯家印象最深的要数他家的大冰箱了，从冰箱里拿出的大西瓜真是又凉又甜呀。

　　Δ 1984年4月，童丹宁（左一）与妈妈（紫非，中）看望邓妈妈（右一），三人在西花厅海棠花前叙话。

　　规定的东西要遵守

　　有一年放暑假前夕，老师告诉我：“考完试赶快回家，你爸到北戴河出差，要带你去。”

　　我高兴极了，蹦蹦跳跳跑到父亲面前，问他什么时候走。可他告诉我，原来打算带我和哥哥去的，但考虑到影响，不让带小孩去了。

　　我一听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正说着，邓妈妈走了过来，对我轻声说：“我们商量了，都不带小孩儿去，如果我们带你们去，别的办公室也会这样做。这样会给会议增加许多麻烦。总理办公室更要起模范作用，遵守纪律，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做起的。”

　　有一年国庆节，父亲给了我一张观礼台的票，可叮嘱我不让去观礼台看。我在广场上转了转，感到焰火和广场舞没什么意思，在焰火没放完时，就跑回来了。

　　走到西花厅大院门口，刚好碰到邓妈妈出来散步。我跟她说：“爸爸不让我上观礼台，在广场里转了转，不好看。”

　　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来到中南海的湖边，一起坐在长椅上，望着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的一串串美丽的焰火。

　　她说：“你看，湖面上的礼花倒影，多漂亮啊，比在广场上看好多了!”

　　邓妈妈看出我有些不高兴，对我又说：“丹妮啊，你应该了解，一些规定的东西，是要遵守的。有些活动我们就是不能去，像今天晚上，你周伯伯也不让我去天安门城楼，咱们俩还不是都一样啊!”

　　邓妈妈她那慈祥的脸，微笑得是那样自然、祥和，让我顿觉舒朗，心情很快融于中南海湖面上奔放的银花焰火之中了……

　　Δ 1944年春，周恩来（右一）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托儿所看望孩子们，这位小孩就是三四个月大的童丹宁。（童小鹏 摄）

　　周伯伯的人格力量

　　几次和周伯伯一起看电影，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的一个夏末初秋的夜晚那次。我跟着周伯伯到隔壁国务院办公厅看《早春二月》，看完电影在回西花厅的路上，他轻声地问我：“你对这部电影，感觉怎么样?”

　　我不知道当时这部电影已在内部遭到批判，有着“文革山雨欲来”的背景，就说：“我觉得挺好看的，那个叔叔(萧涧秋)很善良，热心帮助穷人，后来还参加革命了。”

　　周伯伯听了沉默不语。

　　我一直对此事有些纳闷，为什么周伯伯要听我这个初中一年级学生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呢?

　　后来，我问了父亲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因周伯伯的民主、平等意识，尊重、包容的人格吧。”

　　一次，我父亲没有把一个后半夜的请示及时向他汇报，次日他严肃地批评了我父亲。

　　每当遇到较难的问题，他经常叫秘书谈自己的看法。找部长们开会研究时，他更是先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把好的意见集中起来。

　　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劳动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各界人士，他都愿意倾听、吸纳别人的意见。

　　当年的抗美援朝、战胜三年经济困难、“两弹一星”等都十分艰巨，这些工作都是周伯伯牵头的，但凡他交代的工作，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只争朝夕地完成，再大的难题也能得到稳妥的解决。

　　正像有人形容：“他所到之处，整个世界都变成向日葵，随着他的光线转动。”

　　他具有极高的威望，极高的领导力，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我想，原因之一是他具有非凡的人格力量。

　　Δ 1984年4月，童丹宁父母带领全家看望邓妈妈（前排右二），这是他们全家在西花厅客厅合影。

　　关心我的进步成长

　　后来，周伯伯病重，住进了305医院。我大哥打电话给邓妈妈，想去看望周伯伯。邓妈妈告诉我们，中央有规定，一律不准到医院探视。

　　我们回到西花厅看望邓妈妈，请她转达我们对周伯伯的问候。

　　邓妈妈问起我在部队的情况，我说我在机场气象台工作，宿舍离跑道很近，每次夜航飞机起飞时，宿舍的玻璃都有震动，睡不好觉。

　　邓妈妈听后，对我说：“气象工作很重要，保障飞行员的安全，人命关天呀。不要嫌部队艰苦，要好好工作。我和你伯伯睡觉的房间与大马路一墙之隔，公共汽车、电车到站后的启动声、喇叭声，我们都听得很清楚，睡觉也很吵，不也住了几十年吗？”

　　听了邓妈妈的话，在几年的军营生活中，我积极要求进步，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向邓妈妈汇报。

　　邓妈妈给我父亲写信说，看到丹妮的信了，太忙就不单给她回信了，叫她努力锻炼自己。

　　瘦小的我，插秧、打稻谷、烧砖和军训拉练，泥一把、汗一把的，和男战士们铆着劲地干。

　　战友们说：“小马虽是干部的孩子，可有些方面比我们农家子弟还能吃苦。”

　　听了这话，我表面很平静，内心却很激动。谁又知道，我进步的动力都来自西花厅周伯伯和邓妈妈的鼓励之言呢?

　　Δ 2007年4月13日，马丹妮在父亲马列工作过的办公室前留影。

　　（本文摘选自《西花厅孩子们的怀念》，童丹宁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文字略有修改，照片均为光明日报出版社提供）

　　作者简介：马丹妮，周恩来总理外事秘书马列的女儿，1976年到中国气象局做气象预报业务、气象影视编导等工作，2007年退休。

　　延伸阅读

　　在周总理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丹妮写下一首送给周伯伯和邓妈妈的诗。

　　海棠依旧春秋夏，西花厅昭总理家。

　　鞠躬尽瘁做公仆，人民领袖灿如霞。

　　高山仰止映风范，荡涤霜寒去风沙。

　　为圆总理强国梦，不忘初心寄中华。

　　马列（1923年11月—2018年10月9日），原名马潆，祖籍辽宁铁岭，1923年11月生于沈阳。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综合研究室主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 2018年10月9日，马列同志辞世，享年95岁。

　　监制 /胡小华

　　主编 /刘建林

　　责编 /任占华

　　校对 /滕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