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丹宁

　　2009年5月8日，50多名红岩儿女重访红岩村，在父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追寻父辈们的足迹。

　　“大鹏”变“小鹏”

　　1914年9月20日，我的父亲在福建省长汀县童坊镇童氏大屋“耕读居”出生。按照族谱，他是“大”字辈，所以叫童大鹏。“耕读居”充分表明了客家人既要种田又要读书的治家之道。从小在参加劳动的同时，他读了私塾，上小学，念到新桥师范。

　　1930年6月，当红军进长汀扩军时，在学校地下党员的引荐下，16岁的他去县里参加红军。

　　别人说：你个子这么小还叫什么“大”鹏呢？所以，在报名时，他就改成了童小鹏。

　　当月参军，当月入党，他在红四军政治部做秘书工作。他参加了五次反“围剿”，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次炸弹未炸死”（父亲语），艰难而幸运地到达了陕北。

　　从陕北东征山西后，上红军大学学习时，他被毛主席看中，当了主席的秘书。直到“双十二事变”，他随周恩来到西安，从此跟随周总理四十年。

　　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他随周恩来到西安、南京，转武汉，进长沙，绕桂林。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到了重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本军队过不来了，此地就成了国民政府的“陪都”，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就在红岩村定居下来。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南方局于1939年1月成立，成为我党在国统区的坚强领导核心。当时，他对外是“八办”的机要科长，对内是南方局秘书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他在重庆战斗了7年多。

　　Δ 1938年童小鹏着军装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坚决不做亡国奴”

　　我的母亲叫紫非（原名张子复，在重庆“八办”叫朱紫菲），1918年11月在湖南省宁乡县毛工桥乡和家冲出生，是外公张叔昆和外婆俞淑珍所生的六个子女中的第二个女儿，排行第四，上有一姐和两哥，下有两个妹妹。

　　由于在当地家境小有殷实，且父母思想开通，母亲自幼便入祠堂私塾启蒙，17岁进入宁乡第一女校读初中。在校期间，她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37年寒假期间，当地党组织商得宁乡第一女校校长胡毅宏和国民党一三四后方医院领导人的同意，开办了一个看护班，训练战地和后方医护人员。训练班的学员以女校较年长的学生为基础，吸收部分社会知识青年参加。

　　母亲作为该校学生参加了训练班的学习。训练班的哲学常识及时事政策等课程，由时任第一女校支部书记李品珍任教。同期的训练班学员后来均成为当地护理业务骨干。她们将自己的爱国热情全部倾注在抗日的军人身上。

　　在学校接受了新的教育，母亲逐渐了解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她“坚决不做亡国奴”，决心走上抗日战场，杀敌保家乡。

　　同时，母亲也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她的叔父张漱华当过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及后来的补充团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曾任过湘中游击队第三支队参谋长）。她的伯父张伯伦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后曾任湘中游击队第三支队政委）。她的姑母张觉菲是大革命时期湖南省军委书记李汉藩的夫人，是坚强的共产党员，与杨开慧是同班同学，还是中国第一批女共青团员之一。

　　同时，母亲家族与“宁乡四髯”（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长辈和亲属潜移默化的教育与鼓励，更加坚定了母亲到延安去的决心。

　　1937年8月，她向刘少奇借了40块钱作为路费，通过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去了延安。

　　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刘少奇主席也参加了，母亲连忙过去问候。

　　刘主席开玩笑地说：“你的40块钱还没还我呢。”

　　母亲到了延安以后，先上了陕北公学，毕业后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工作。

　　1940年7月，周恩来回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父亲同去延安，出来时又选调了一些机要电台人员到重庆，其中就有母亲。他们与周恩来同机到兰州停留，吃饭后飞往重庆。父亲是机要科长，热情地招呼调出来的新同志们上下飞机、吃饭……

　　母亲当时对父亲的第一印象是：见一个小个子，上下跑来跑去的……

　　父亲母亲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经历，为了抗日的共同目标，在1940年7月走到了一起，在飞机上相会，在红岩村相聚了。

　　Δ 张子复

　　“想选也选不了”

　　1937年春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时，父亲已25虚岁了。到“八办”工作以后，他算是机要科年龄最大的。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关心着他的婚事。为此，林伯渠给他写过一首打油诗：

　　年居二五尚无妻，

　　东西南北走马蹄。

　　伤心经过板子巷，

　　看见公鸡追母鸡。

　　陕北话称女人为板子，联络处斜对面有条巷子，里面有个女子中学，一放学，满巷子都是女学生，戏称“板子巷”。

　　其实那里没有女同志，当然不可能谈恋爱、结婚。

　　1938年1月，父亲在武汉长江局当秘书兼机要科长，长江局有女同志，同办事处来往的女青年也很多。但因为工作很忙，况且到9月，他就跟王明、周恩来、博古回延安去了，也不可能谈情说爱。

　　原来延安经中央组织部调了一批译电员和报务员，其中有男有女，译电员是由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决定的，报务员是由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决定的。以后到重庆又调来了机要人员。

　　博古看到那些同志后，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选个好对象，尽调些‘孟良’‘焦赞’来。”

　　父亲苦笑着说：“这都是由机要局和三局决定的，我想选对象也选不了啊。”

　　1940年7月，母亲调到重庆“八办”，作为译电员在父亲这个机要科长的领导下工作。在艰苦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中，他们逐渐互相了解，就有了一定的感情。

　　1941年年初，父亲向母亲表达了他的心意。但是，这次母亲拒绝了他。

　　已经27岁的父亲心生不快，但依旧照常地工作学习，还说：“不能勉强人家嘛。”

　　据父亲说，后来他与电台的李冠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报告了组织部长孔原。

　　但随着重庆的形势日渐紧张，外面需要建立预备电台，李冠华就带上小电台和密码被派到重庆郊区地下党员莫止的家里，与莫止的母亲同住。

　　老太太看到送上门来的姑娘喜欢得不得了。莫止和李冠华由假夫妻逐渐有了真感情。

　　孔原知道后曾征求过父亲的意见是否调李冠华回来。父亲表示还是工作重要，个人问题是小事。

　　此后，莫止和李冠华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抗战胜利后，他们到上海吴克坚系统工作。可见老一辈革命者都是革命工作第一，个人家庭问题摆在第二位的。（这段恋爱插曲，是父亲在世时，亲自征求李冠华同意后，才写在他《少小离家老大回》里的。）

　　事实上，父亲对母亲还是有感情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后，彼此更加了解。

　　1942年冬天，父亲第二次向母亲提出结婚问题。她这一次没有反对，但是还要考察一段时间，即先订婚再结婚。父亲说这是母亲的一个创造。

　　当年父亲母亲在工作之余，在山坡上，小溪旁，在“情人”桥上留下了他们热恋的身影。

　　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许多人疏散到外地，机要科只留下了很少几个人。他们留下来，坚持在红岩工作。

　　共同的理想和纯洁的爱情，使他们携手走到了一起。

　　后来，经过组织部长孔原的批准，他们决定1943年元旦订婚，三八妇女节结婚。

　　Δ 童小鹏、紫非抱着罗斯福（童丹宁）

　　（本文摘选自《西花厅孩子们的怀念》，童丹宁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文字略有修改，照片均为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童丹宁，童小鹏、紫非长子，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地质专业毕业，原厦门火炬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周恩来精神研究会、西花厅联谊会、中国红岩儿女联谊会总干事。

　　监制/ 胡小华

　　主编/ 刘建林

　　责编 / 滕跃升

　　校对 / 任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