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史、文献、编译、高校、社科院等系统普遍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大学、嘉兴大学等都相继推出了一批成果，主题和角度各有不同。这次由湖南大学副教授李爱军主编的《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文献史料长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则是一部独辟蹊径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西欧、日本、俄国三条渠道（日本学者另提美国），而日本实为一条主渠道。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相对开放，马克思主义研究活跃，吸引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和革命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日本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再成规模地传回国内。十月革命后，传播加快，形成介绍俄国经验的热潮。然而，日本渠道的传播作用长期未获应有重视。虽有零散研究，但缺乏系统深入的梳理与解读，相关资料分散，始终没有独立成书的完整汇集。《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文献史料长编》的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题性的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传播文献史料的集中汇编。

　　第一，将由日本渠道传入中国的、散见于各种载体的早期传播文献史料，包括大量的原始珍贵文献，尽可能完整地搜集起来。辑入的时间范围，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基本上追寻到了最早的年代。辑入的史料形式，有新闻报道、著述文本，还有广告书信等。内容非常丰富，编纂条理比较清楚，并且做了大量筛选、录入、点校、考证工作，系统、清晰地展示了日本渠道的传播史料。

　　第二，真实、全面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整体面貌与基本过程，尤其客观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及其向中国延伸的两个阶段。作为“二传手”，日本渠道虽有局限，但也具备独特优势：文化背景相近、中国赴日留学人员众多，加之日本学者先行所作的解读与阐释，便于中国学者理解和接受。在此基础上，中日学者共同推动了原著与阐释性著述的传入。编纂者依据翔实史料，着重厘清了十月革命前后传播的两个阶段，以确凿事实界定了关键节点，揭示了不同阶段的路径、方式与特点，并明确指出十月革命后日本渠道的传播形成了一个高潮。史料呈现与研究说明相结合，较为完整地揭示了日本渠道传播的概貌与图谱。

　　第三，对日本渠道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人物及其著述进行了系统挖掘与呈现。历史由人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样离不开具体的传播主体。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辞典》辑录1952位人物并附照片的丰富成果，《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文献史料长编》以收录大量人物著述为特色，涵盖日方与中方、知名与不知名、真实姓名与匿名、始终正面与后来转向（如周佛海）等各类人物，体现了客观包容的收录取向。这种以传播主体为切入点的整理方式，有助于深入了解早期传播的人物图谱、著述内容与实践活动，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第四，虽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为核心汇编，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日本社会主义发展。该史料并非纯粹的理论演绎，而是包含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闻报道，有关著述中也夹带着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涉及日本与中国的社会状况、国际共运、日本社会矛盾与工人运动、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此，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形成双向互动：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理论则源于并反作用于实践。将理论传播置于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充分体现二者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深化对理论传播的实践根基及其历史必然性的理解。

　　第五，在编纂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了必要研究，拓展了认识，得出了不少结论。例如，中共旅日早期组织在苏俄、共产国际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也从事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中国的工作。即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译著仍占有较大比重。中国政治生活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诸多术语，如“干部”“阶级”“社会主义”等，均源自日本。书中出现的不少概念与术语，表面看无关紧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研究如何准确、深化的过程。所有这些，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学术价值。

　　总之，《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文献史料长编》的出版，清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由日本进入中国的时间、路径、过程、节点、成效、特点与价值。尽管这只是传播渠道之一，但日本渠道的作用客观存在且至关重要。它拓展了学术视野，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理解，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需要指出的是，史料的搜集与汇编并非研究的终点，而是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基础。唯有在此基础上从多角度、多层次开展研究，方能发掘出更丰富的认识与结论。

　　（作者：李忠杰，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