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新杰

  说起“思政课”，大多数青少年学生脑海里首先唤起的图像往往是这样的：排排坐的教室、翻页声零落的课件，以及一句句正确却遥远的大道理；大部分学生的应对策略不外是“考前背一背、考后忘一忘”之类。这种现象既折射出学生对待“思政课”的态度，也是一个结构性教育困境的映照：当知识传递无法穿透认知屏障进入情感与信念层面时，正确的道理如何冲破短期记忆的重围直抵人心，从而对成长期青少年的“三观”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周荣方著《行走的思政课》（文心出版社，2026年8月），以十余年田野实践为基础，探索了一条“让道理在土地上生长”的思政育人新路径，为我们找到了一份很好的答案。

  作者周荣方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最美教师”。她以十余年时间行走于兰考、新乡、许昌等中原大地基层一线，将田间地头与农家院落中的真实对话带回课堂，再将课堂思考反哺实践，最终凝结为此书。该书的出版面世正是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田野与讲台互证”的结晶。

  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周荣方把这条理论线索拆解为可操作的教育动作：自2010年起持续深入基层一线，在兰考、新乡冀屯镇、许昌闫楼村、周口时庄村留下成串脚印。她不是去“收集教学案例”，而是在完成“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运动：在风沙中听见老农提“老焦”时声音哽咽，回到课堂上把这份哽咽讲给学生，学生再将共情转化为行动。认识回到实践、再长出新的认识，这一螺旋运动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课堂与田野之间的具体化运转。

  周荣方在书中设“或许你会问/说”板块，素材来自“行走的思政课——原生态对话会”：学生即兴提问，教师即时回应，而为了答好这些看似随意的追问，团队往往提前一两个月进行头脑风暴。全书中，“学”（在行走中接触原生态经验）、“思”（对经验进行追问与抽象）、“行”（将抽象结论返回实践验证）并非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而是在行走全程中相互渗透、持续联动的有机结构。

  周荣方讲焦裕禄，不念简历上的任职年份，而讲述1966年2月26日魂归兰考时寒风里上万名群众站着迎接“儿子”的历史细节，以及2014年自己在兰考亲历的那一幕：一位与焦裕禄同时期的老农提“老焦”时声音发颤、眼眶泛红。她讲到动情处自己先落泪，学生随之落泪。全网34亿次点击不是流量偶然，而是具身情绪将“县委书记的榜样”从概念认知转化为可感心跳的传播学证据。

  书中以二十四节气为叙事节拍同样暗含具身逻辑：清明桐花、芒种麦浪、大寒厉风，都是把“传承”“劳动”“坚韧”等抽象价值绑定在身体能够记住的物候之上，使认知获得情境的锚定而非悬浮于概念空中。三条线索收束为一句话方法论：行走不是双脚的物理位移，而是“让思考行走、让方法行走、从而让道理行走乃至奔跑”。脚到不了的地方，思考能到；思考卡住的地方，方法能通。

  全书以二十四节气为叙事经络，这一结构选择绝非文人雅趣式的修辞点缀，而是具有双重功能的教学设计。从文化哲学层面看，节气是中华农耕文明对“量变—质变”规律最朴素的表达。立春之名并非春天“宣布”到来，而是阳气积累至临界点后的物候切换；芒种“有芒可种”暗含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收与种在同一块田里争时间、争空间。周荣方借每个节气推开一扇特定的教育之门：清明谈记忆与传承，芒种谈劳动与收获，白露谈“爱自己”是否意味着回避挑战，大寒谈征鸟厉疾般的精神传承。她把唯物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范畴藏进农事常识之中。青年学生不必事先背诵哲学范畴，只要在桐花树下听一遍兰考泡桐如何挡沙、如何成林，就能直观地理解“量变蓄势”与“精神传承”是同一现实过程的两个侧面。

  从教育心理学层面看，节气提供了“间隔重复加情境锚定”的认知固化机制。一整年循环往复，同一位学生在秋招焦虑时读到秋分“草木黄落不是终结”，在过年返乡时读到立春“埋种先于抽芽”，在毕业前夕读到芒种“收与种不能两全时的抉择”：认知被时令反复唤醒、被不同人生阶段的情境反复锚定，从而避免了思政课“结课即清零”的常见困境。

  以“清明·一候桐始华——要埋下一颗怎样的种子”为例。周荣方从桐花讲到兰考泡桐，从泡桐讲到焦裕禄“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执念，再落到学生“我现在选的专业是不是我想埋的种子”的个体迷茫：红色精神、自然物候与青年困惑在同一个叙事链条中收口。宏大叙事落进炊烟和麦浪中，理论不再悬在半空，而有了泥土的重量。

  以下几个案例极好地演示了“行走”的方法论是如何得以演进的。

  兰考老农的哽咽。2014年周荣方随老教师初到兰考时，一位与焦裕禄同时期的农民提起“老焦”时声音发颤、眼圈泛红。她当场生出一连串“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去世半个世纪的县委书记还能让人如此动容？这是“具体体验”触发“反思观察”。此后十余次重返兰考，她把老农的原话、焦裕禄治沙日记、1966年魂归兰考时万人迎送的场景拼接成完整的叙事链，在“什么是幸福”一课中讲出。自己落泪、学生鼓掌，片段上线后获得34亿次点击，有学生下课后递交了人生第一封入党申请书。

  冀屯镇大娘的生命意愿。在新乡冀屯镇，周荣方握过一位老大娘的手，大娘笑盈盈却眼含热泪：“我得活100岁，不然我对不起这么好的日子。”她告诉学生：“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眼泪里全是笑容，这是发自内心的幸福。”书中将此案例置于“秋分·雷始收声”附近讨论“收声不是无声，而是能量内转”，把共同富裕的宏大叙事降到一碗面、一亩麦、一双肯活百岁的眼睛上。

  闫楼村的生死之托。许昌闫楼村一位带着残疾儿子的年迈母亲告诉周荣方，老伴咽气前最后一句话是：“有任何困难去找共产党。”周荣方对学生说，作为党员她既心疼又自豪：生死之托，是一个普通家庭对一个政党最大的认可。在“或许你会问/说”板块中，有学生追问：“现在还敢不敢把命托给一个组织？”周荣方不回避，以抗疫期间鹤壁三家村一位大爷摔断腿、老伴戴上他的党员徽章去支部领任务的真实故事对照作答：“他的腿断了，但党员徽章来了。”

  原生态对话会的教育机制。李艳丽在濮阳一中主持对话会，起初学生只问“怎么学习”，她抛出一组矛盾素材——周荣方与她看法不同却都能自洽的两段文字，问“谁对”，教室瞬间吵成一片，她顺势引入“生活从来不止一个答案”，讨论由此真正展开。周荣方补充说：有时学生问住了她，她就满世界请教“如果是你，会怎么答”。

  《行走的思政课》的核心贡献在于为“大思政课”的落地提供了一份可操作的实践样本。具体而言，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它成功地把“讲深讲透讲活”从工作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教学举措。书中每个节气篇章都包含可迁移的教学程序：从物候观察到故事引入，从个体追问到集体讨论，从课堂思考到课外实践。这是一套可供不同学段教师直接使用的“教学脚手架”。对于大学教师，它提供话语转换的范式：如何把文件语言转化为班级语言、把“四个自信”讲成学生喜闻乐见的鲜活实例；对于中学班主任，它提供“课桌前也是实景课堂”的提醒；对于小学教师，一个节气加一个物候加一位老人的一句话，就是一堂40分钟班会的全部素材。

  其二，它在流量与深度之间把握平衡。34亿次点击的光环本可以轻松变现为一本畅销的“鸡汤合集”，但周荣方没有这样做。写焦裕禄，只记录风沙里的具体动作而不堆砌大词煽情；写原生态对话会，保留学生的反驳原句而不穿插“老师一句点醒梦中人”的叙事爽点。这种自我克制使该书免于成为“网红教师的流量副产品”，而保持了作为教育文本的严肃质地。

  其三，为思政教育一体化提供内容载体。该书在2026年7月的全国图书博览会期间，于杭州国家版本馆召开的新书发布会便是一个很好的阐释。作者周荣方与高校教授、浙江特级教师祝响响（近三十年乡村教育经历）、河南正高级教师中学李艳丽三人围坐，没有照本宣科、只有思想碰撞：这正是“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微型样板。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计划将书中的一线经验转化为课后延时服务、研学实践和校本课程资源，这意味着该书已经超出纸质图书的价值范畴，有了更广泛的使用空间。

  作者周荣方在自述中说：“脚步走不到的地方思考可以，思考解决不了的问题方法可以。”《行走的思政课》给出了一份朴素的启示：知识不缺，缺的是走进内心的对话；场地不缺，缺的是肯弯腰听反问的耳朵；道理不缺，缺的是让道理自己跑起来的方法。有些课，确实要走出去，才能“上”得回来；有些道理，确实要跑起来，才能“追”得上人；而有些理论，必须先被老乡的手攥出温度，才能在青年的心里长出根。

  这或许就是《行走的思政课》留给思政教育领域最深远的启示，也是这部著作出版面世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作者系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