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非遗｜苗族史诗《簪汪传》

来源：阅读公社 2026-10-26 20:22

　　作者：朝戈金

　　飞机从贵阳机场腾空而起，我在闭目养神，却毫无困意，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应该为《簪汪传》写点什么。刚结束的研讨会上大家对《簪汪传》的介绍和评议，让身为史诗战线老兵的我，大感惊奇，也激发了我一探究竟的热情。

　　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传颂着一部苗族史诗《簪汪传》。你不能想听就听，更不能随意要求演述人从头唱到尾。它的片段会在婚嫁、丧葬、建房等生活场合响起，但完整的唱诵则要等到每十二年一次的祭鼓节来临。十二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一个家庭经历聚散离合，让一个村寨发生许多重大变故。当地民众在漫长的等待中，听见过一段又一段歌诗，但只有等来特定机缘，才能迎来整部史诗的吟诵。

Δ 2016年农历十一月初五，站街镇中寨村四印苗同胞在跳鼓场上吹芦笙祭鼓。

　　这部由贵州“四印苗”（苗族支系）世代传唱的史诗，以“苗族古歌”扩展项目之名，2021年正式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簪汪”是苗语人名的音译，他是该诗作的主人公，读者不必从汉字字面揣测它的意思。史诗中的人名也和现实生活不同：某个史诗角色拥有几个不同的名头，或某两个不同的角色共享一个名字。

　　这种独特的命名规律说明，这部史诗的人物角色塑造，可能是以功能为核心。走笔至此，想起坎贝尔的名著《千面英雄》，讲的是同一个原型英雄却拥有万千面相。《簪汪传》的一人而多名，多人而一名，实在是大有深意。

　　这里所说的史诗，并不是一部先写定、再供人朗读的长诗。它一直存在于四印苗民众的记忆之中，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之中；这篇文章用书名号，是因为它被誊录和翻译并出版。值得一提的是，从事贵州民间文学事业三十载的余未人老师，是这部史诗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大功臣。而无比艰难的从苗语转译为汉语的工作，多亏有杨照飞老师。不过，在民众中间，这部史诗的原生形态，是活在唇齿间、通过音声在空中传播的。

Δ 2016年农历十一月初五，站街镇中寨村四印苗寨老跳祭鼓舞。

　　根据已整理的材料，《簪汪传》约八千行，分为十个章节。章节的划分也是后来整理的，方便读者理解其宏富的内容。史诗叙事从天地初开、人类起源唱起，叙唱簪汪的成长、成家、率众开拓与建设都城；他获得龙心后，先后与黄龙、红龙交战，又因龙心失盗再起战火，最终带领族人离开故地、辗转迁徙。神异的天地想象与可辨认的山川地名并存，远古的故事一路延伸，抵达今日的生活。

　　倘若只用“英雄征战”四个字概括它，便容易错过簪汪身上动人的一面。余未人注意到，史诗中的簪汪并不一味求战：他关心粮种，惦记播种，设法引水浇田，所盼望的是族人能够安稳生活。于是，征战和迁徙便有了不同的分量。它们不仅关乎胜负，也关乎人们如何保住家园，又如何在失去家园之后继续生活。

　　“迁徙史诗”作为一个亚类型，是中国史诗传统给人类史诗谱系做出的贡献。在《簪汪传》中绵长而沉重的音声里，“迁徙”构成了相当重要的部分。有关介绍提到，已整理的唱词涉及一百四十二处地名，其中大多可与今天实有地名对应。这些地名使一段古老故事具有了格外具体的质地：路途不再只是“翻山越岭”的一带而过，而是一处接着一处的生动具体的停留、盘桓、离开。

Δ 2016年农历十一月初五，站街镇中寨村四印苗同胞跳起芦笙舞祭鼓。

　　对于今天的读者，它们或许是理解迁徙叙事的某种时空线索；对于世代听歌的人，它们还可能牵连着祖辈的来路、村寨的动迁，特别是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恒久追问。

　　当然，这里需要谨慎：史诗中的记载，不能不经辨析便当作历史材料来使用，但它确实保存着一个群体讲述自身经历的方式，是他们的经历、思想和情感的艺术化投射。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道路史诗”，就像世上有海洋史诗、森林史诗、草原史诗（杨义语）那样。

　　更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它属于“古歌”，《簪汪传》并不只在讲述“从前”，它的许多段落能够随时走入当下的现实中。婚嫁时，不同个体的生命正在联结；丧葬时，人们面对亲人的逝去；建房时，一个家庭开始安顿新的日子。在这些场合，歌师择取相应的内容唱诵，古老的故事便与眼前的事情相遇。同一部史诗，看似很遥远，十二年一度完整回归，用盛大演述，确认人们的历史连续感和文化认同；实则在身边，它随时介入生活，指引生活，歌颂生活。可以说，它从来不在远处，就在近旁。生活本身和社会需要，正是它不断被唤起、被使用的缘由。

Δ 2016年农历十一月初五，站街镇中寨村四印苗掌坛师刘梦学在做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随口唱出《簪汪传》。承担传唱的有被称为“无绕”的歌师，以及被称为“宝冒”的掌坛师。冗长的唱词、特殊的语言、复杂的角色关系、起伏的故事线索，都需要经年学习。专职演述者的存在提醒我们：一部口传史诗能够跨越世代，并非因为它可以不费力地被记住和吟诵，而是因为有人长久地为它花费时间精力，小心地学习、守护和传承它。

　　每十二年一次的祭鼓节，则让这部史诗显出另一重面貌。当地民众坚信，先祖的魂魄聚在鼓中；盛大的祭鼓，是对英雄先祖簪汪和逝者的祭祀。人们盛装参与，在规定的仪式中见证完整的唱诵。此时，歌不只是供人欣赏的娱乐节目。唱起先祖与迁徙，也是让在场的人再一次面对共同的来历，在代际相接的吟诵声中确认彼此的联系。祭鼓有特定的时间和仪式，完整的歌也因此有了特定的文化功能。我不禁疑惑：完整的全诗和那些构成诗歌的片段，究竟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文本？

Δ 2016年农历十一月初五，站街镇中寨村四印苗同胞在场上跳起芦笙舞绕场祭鼓。

　　我们习惯于拿起一本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然后说自己“读完了”。《簪汪传》却使这个习惯不那么可靠。日常演述的一段，并不因为没有讲毕全部故事，就成了残缺品，需要所谓的“未完待续”。对于熟悉传统的人，一处地名、一个人物、一件宝物，可能连带唤起其他段落，甚至唤起听歌的人与先辈、与集体经验、与整个传统的广泛联系。片段有自己的独立用处，同时还不断搭接到更广阔的整体。

　　口头传统研究者用“传统指涉”（约翰·弗里语）说明过类似的情形：口头诗歌中的人物、场景或表达，其意义往往不止于当下唱出的字句，它还与听众熟悉的整个传统相关。以局部指向整体，并不是读者勉强作出的联想，而更可能是歌者与听众共享的一种理解生活世界的方式。借这个观念接近《簪汪传》，我们或许会明白：在一场建房活动中听到的片段，为什么不只是关于建房；在一次祭鼓中听到的名字，为什么会带出绵长的历史回声。

Δ 2016年农历十一月初五，站街镇中寨村四印苗男子在跳鼓场上饮酒。

　　《簪汪传》也因此给我们惯常的文艺观念画了多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常问一部作品的作者是谁、定本是什么样、人物形象是否统一、情节如何首尾照应。面对这部史诗，这些问题并非全无意义，却是远远“超纲”了。它有歌师，也有听众，但它是他们共同生产和传承的；它有被记录下来的唱词（像是定本），但随时在不同场合发生演述活动，而这些演述往往并不恪守那个“定本”，说明写定的本子无法发挥“权威本”的规制作用；它有天地初开的神话想象，也有婚丧建房的现实指向，所以它是艺术想象的产物，也是现实需要的承载物。如果只看纸上的词句，而不问谁在唱、何时唱、为何而唱，便可能读到了故事，却错过了故事在文化生境中发挥作用的复杂方式和多样功能。

　　它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套开放的叙事体系。口耳传承的存在方式，使得歌始终与演述者和场域相连；同一片段进入不同的生活时刻，会带出不同的接受反应。整理成书让更多人有机会阅读《簪汪传》，这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工作，但书页无法容纳鼓声、歌声、仪式和民众的积极回应，无法呈现受众与歌的亲密关系。要更好地读懂它，就不能绕开传唱它的人们，不能绕开他们关于先祖的信念，也不能绕开村寨里一代代延续的生活。

Δ 2016年农历十一月初五，站街镇中寨村四印苗妇女在祭鼓场上饮酒。

　　我愿意把《簪汪传》想成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我们可以循着唱词走近它，从一个故事望见另一处山岭；也可以跟随一次仪式，听见平日难得相聚的若干片段。但是，山路不会因一本书而全部显现，云雾也不可能被轻易拨开。有限地接近，承认还有尚未听懂的言外之音，也许比匆忙给它一个所谓完整的解释，更接近这部史诗原有的面貌。

　　《簪汪传》的完整唱诵与祭鼓节绑定，以十二年为一轮周期；逢龙年、马年、虎年、鸡年、鼠年，不同村寨依次举办祭鼓大典，史诗全篇才会在大典之上完整唱响。在此之前，它也并未沉默。它在一次婚嫁、一场送别、一处新屋落成时，以局部的声音继续活着。远古的英雄并没有停留在渺远的往昔，他随着歌师的唱诵，随着人们对先祖与来路的记忆，一次次走入今日人们的心田。